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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贞德:胡适爱国主义中“国界”与“是非”的抉择
 

作者: 杨贞德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1-12-16

  



胡适,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


  胡适(1891.12.17-1962.2.24)诞辰120周年特别报道


  过去一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国遭到如此多非议,当有一天连这个词都成为贬义,这只能说是中国公共讨论的彻底失败。而回顾这一百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适是“公共知识分子”第一人,今天我们还在讨论胡适,就是因为我们依然离胡适所坚持、倡议、践行的那部分还很远。

  在中国,胡适被认为“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余英时说:“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便是为了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胡适原则上并不赞成流血革命,也不提倡社会运动。他为自己定位的政治活动,大抵在于所谓舆论家的身份,经由公正地分析事务之是非因果而造成的影响。

  胡适常被批评为理想主义多一点,书生气多一点,看上去更像个矛盾综合体。可是,这才是胡适最应被重视的地方。在胡适那里,理性与道德必须胜过狂热与暴力的信念。其实胡适对现实政治是相对远离的,作为知识分子,他把自己的努力是定位在“非政治”方面的。与此同时,他又能与不同阵营、不同派别的对手保持良好关系,接受别人的意见,并保持主见。这是今天应该被珍视的。

  但也别忘了胡适曾对青年学人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所以,胡适在台湾自始至终都在为现代普世价值的传播作护航,尤其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还处于禁声时期,胡适也从未退缩扮演护法角色。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同时反对暴力革命,不向政治权威低头,坚持渐进的改革。而这也是在胡适诞辰120周年(2011年12月17日)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再次讨论胡适的意义所在。(文/石剑峰)


胡适(中)与雷震夫妇。


  胡适究竟是否爱国?时人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在这些竟或相左的看法中,部分固然是发自中共与国民党方面的政治批判性,部分却也显示出胡适的见解与作法有其争议性。事实上,胡适不但对于自己所从出的国家有其关注与爱护之心,而且曾经公开且明白地肯定此种心理。尤其重要的是:他稍后清楚地意识到爱国主义可能带来的负面结果,从而对于这种热忱有所澄清,有所限定。在胡适看来,爱国心出于个人的感情,乏此固然是个问题,任由感情决定行动,也是一个问题。因此,无论在他个人的立心尚志上,或在以爱国心为国民必备情操的考虑中,胡适都希望以是非之心引导——甚至驾驭——爱国心。此所以周质平谓:胡适“对‘国界与是非’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严肃的思考。‘国界’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的偏爱;‘是非’则是要求超越这种偏爱来论断曲直”。

  以是非之心批评时政

  不计是非的爱国心,可能带来哪些必须有所戒慎的后果?导之以是非之辨爱国心,又会具有哪些特色?这些问题,胡适或多或少都曾思考过。他关于爱国心的可能展现及其利弊的认识,更曾经历不同的演变阶段。只是,胡适虽然早年即撰文倡导爱国,留学归国后始终未曾直接而且深入地探讨这一议题。他此后的相关看法大抵只能求诸他的日记、书信或其他文字,以及他在面对具体事务时的实际反应。

  胡适在强调应有“是非”之辨的同时,忠心追求的还是能够兼顾“国界”与“是非”。他曾在留学日记中引述威尔逊之“人能自省其尝效忠祖国而又未尝卖其良心者,死有余乐矣”一说。只是,兼顾“国界”与“是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单就胡适试图面对的问题和其中所涵的难局而言,他这时即已触及当国家存亡(如战争以求自保)与其他道德原则(如国际和平的维护)之间必须择一时,将如何抉择的难题。另外,胡适也明白承认自己在执笔报国时,“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果真如此,则胡适在什么时候坚持是非,什么时候“为宗国讳”,所作抉择的理由为何,原因又是如何等,就成为重要的关键。可惜胡适不曾就此作原则性的说明。他的相关立场只能见之于诸多他针对个别事务和现象的评价。只是,这些评价中涉及的纠葛,往往又不是三言两语即能说清的。

  胡适的政治难局不仅在于如何看待与界定国际势力在中国的角色,并且在于如何面对国内政治党派的争斗。胡适自许以“无党无偏之身”有所贡献于国家社会,对于直接投入政治活动,始终有所疑虑与保留。然而,二十世纪中国的现实政治往往迫使知识分子不得不在纷扰的党争中有所选择。从胡适的决定中可以看出,他虽然对于既有政权并不满意,却并未强调在国家与政府之间有所区分。当国民党和共产党决定以武力改变现状时,胡适试图借由《努力》周报(1922-1923)上的时评与政论,把北洋政府带往比较合理的方向。当共产党与军阀各据一方时,他先透过《新月》(1928-1933)上的评议国是,批判国民政府的决策与作法。在这两个阶段中,胡适的爱国可以说就是以是非之心批评时政,遵从“国界”与遵从“是非”因此不相冲突。

  由“为宗国讳”而生的包容

  胡适在内政上的真正难题出现在中日战争正式爆发之后。胡适在1938年应邀加入国民政府担任驻美使节,负责在美为国家争取国际上的同情与援助。然而,国民政府当局并不真正认同胡适,胡适也不满意国民党的许多作法。吊诡的是:胡适此时却必须对外努力维护政府的形象,对内指出问题的症结。他这时如何“为宗国讳”?如何向政府提出诤言?又如何面对国民政府与他之间的“利用”关系?

  胡适一生深信自由民主才是国家应走的道路。他并未因为日本入侵的威胁而犹疑,也并未因为中共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而改变。然而,胡适虽然选择站在中华民国的一边,对于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却也有所保留。当国民党显然不是朝着自由民主前进时,他是要因反共而支持国民党,抑或为主张自由民主而批判国民党,或者只是徘徊在两者间?当他以为批判国民党或将影响舆论家个人的生命安全,或将动摇中华民国的根基时,又要如何选择?《万山不许一溪奔》一书无法完整地回答这些问题。不过,其中确也显示胡适与雷震两人在独裁政治下所作的不同决定,和各自因此必须面对的难题。

  胡适原则上并不赞成流血革命,也不提倡社会运动。他为自己定位的政治活动,大抵在于所谓舆论家的身份,经由公正地分析事务之是非因果而造成的影响。只是,1950年代的胡适已不再像当年兴办《独立评论》时那般意气风发,积极论政。从胡适与雷震的书信可以看出,胡适还是主张自由民主,也曾向政府表示异议,但对于国民党政权却明显地多了几分包容。例如他虽然以辞却《自由中国》发行人的身份,抗议台湾对于言论的钳制,并主张应努力争取言论自由,却也同意需要考虑“自由中国在国外的地位”,以及避免在国外公开批评政府。他更在政府与舆论界间日趋紧张的时候,提出“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则“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然而处于独裁政权之下,对于政府有所克制的批判(无论是出于自愿或是非自愿),除了可能必须面对个人自己的挣扎之外,有时还必须面对外界的评判。雷震在这方面即体验深刻。他的一封信很清楚地说过:

  我们今日的立场甚苦,政府及国民党认为我们反政府,……(外人却说)《自由中国》刊物,批评政府言论少到可怜。

  这相当能呼应胡适于一九二八年时说过的话:“党外人说话最难,赞同者则受投机之诮,批评者则反动之嫌。”不过,胡适这是对于内政的涉入与批评有限,加以他具有个人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声望为屏障,必须承担的压力或已不及过去。

  反对组织反对党

  胡适这时的另一个重要抉择在于是否参与组党的活动?雷震自始即希望胡适能出来组织反对党,甚至于向胡适表示“仅仅开放舆论而无反对党则无用”。面对雷震多年来的一贯认定反对党领袖非胡适莫属,胡适终于在1957年的一封信中正面回应。从这封信看来,胡适根本无意组党,而且似乎并不主张在当时组党。他说:“盼望大家把眼光放得大一点,用‘国家’来号召海内外几亿的中国国民的情感心思,而不要枉费精力去办‘党’。”讽刺的是,此时胡适所反对的中共也正在利用“国家”来号召海内外几亿的中国国民的情感心思!胡适这时是很自然地想到可以举国家为号召,或是由于找不到其他可以凝聚众志的焦点,而只能以国家为托词?这些问题都值得问。至于雷震等人在1960年计划组织反对党一事,胡适显然没有雷震那么乐观,也不同意雷震等人的策略。例如他曾在信上说过:“你们的党还没有组成,先就痛骂人,先就说要打倒国民党,先就‘对国民党深恶痛绝’,国民党当然不会‘承认’你们的党了。”从这点看来,雷震等人组党的挫败也许并不完全出乎胡适的意料。尽管如此,胡适对于雷震遭捕和遭军法审判,仍然感到极端的无奈和失望。只是他在当时的情形下,似乎也找不出可以补救的办法。他只能援引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以慰友人。诗云:“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胡适在“国界”与“是非”之间的抉择,是理解他个人的重要关键。我们不仅可以据此重建他的爱国主义论述,而且可以引之为比较研究和深入探究相关议题的起点。胡适的论述从感情与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出发,并涉及下列诸问题:爱国是否需问是非,是非又要如何衡定?爱国与肯定传统之间,是否必然不可分割?爱国主义是否能与世界主义相结合?爱国心如何区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正当的国际合作与援助?爱国与支持政府之间,如何有所区分?爱国与是非之心要如何面对国内独裁的政权,又要如何面对大众的激情或其他不同主张的指责?这些问题不仅是胡适个人身处的历史问题,也是说明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爱国主义的重要进路。此外,这些问题还是因应二十一世纪全球化世界中的国际与国内现实政治时,人家不得不深加省思的议题。(作者系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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