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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先生胡适之
   

作者: 焦哲之   文章来源:  2006年07月09日

 
关键词: 胡适之 师承 焦哲之 鲁迅 自由主义 

    稍諳胡适之的同志看到這個題目想必都已知道這是從“我的朋友胡适之”化來的。 

    胡适之先生身前最愛交際,每逢周日必要拿出半天的時間來接待來客。凡到他家來拜訪他的,不論是官員、學者、左的或右的學生、甚至引車販漿者,他都會拿出一百分的熱情去接見,過時而談興不減者他也不會趕人走,直陪到來客口乾舌燥主動請辤時他才禮貌的送走來客。“認識”胡适也就成了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的一個標準,“我的朋友胡适之”的這個具有些許諷刺意味的社會流行語就是這麽來的。對此,就連自稱有“歷史癖”和“考據癖”的胡适自己都無法“考證”出這句話究竟出自誰人之口。 

    胡适之(1891—1962),安徽勣溪人。20世紀中國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巨擎。早年即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的大“海歸”身份回國發起了文學革命。可謂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學界領袖。究其一生在學朮界、思想界及其為國家做出的貢獻幾乎無法表諸于文字。 

    焦哲之(1986—?),江蘇江寧人氏。即非先生坐下弟子,又非先生親戚,實乃碌碌無名一屆書生。或曰:何以敢“先生”稱之?列位看官且聼學生娓娓道來······ 

    學生天資雖不愚笨,幼時也雜七雜八的讀了一些書。但是正真認識先生還是比較遲的事情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這樣的,當時我正讀高中一年級,一次歷史課上正上五四運動。課本上有陳獨秀、李大釗及先生的小照。我那時正值青春期的陽春三月,長得瘦瘦高高戴個黑框眼鏡。課上不知誰說了一句:“焦哲長的像不像胡适?”舉班譁然,皆以爲是。我仔細看了一下是有幾分相像。想想記憶中的胡适竟不是什麽好人,因爲在大陸課本的教導裏,凡是被魯迅罵過的都不是好人。我雖然天性比較叛逆,凡是都要和老師對的干,但是對先生的印象終究不能算是好的。高一時期正是我閲讀欲最旺盛、最有讀書衝動的時期。那時我經常把同學的圖書証借來,一下子去圖書館借來很多書看。有了此次經歷我便又一下子跑去圖書館借來關於先生的一大堆書。現在想想大概有六七本吧,其中似有傳記三四本,都是一些很厚的大部頭。具體的書名我現在已經無從記起,不過其中似乎有北京大學歷史係教授歐陽哲生的一本。總而言之,我對先生的敬仰是和認識先生同步的。一個已經去世四十年並且在那個瘋狂的年代被官方系統得組織禦用文人進行批判、被當作“大毒草”拔除的人的思想之高遠、人格之偉大多年之後竟然能在一個懵懂的少年身上產生巨大的震撼,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跡,是先生為後人所留下的不朽奇跡。 

    我之所以稱胡适為先生倒不是由於他曾任駐美大使、中央研究院院長、北大校長甚至差點成爲中華民囯總統的“位高聲遠”;也不是因爲他那個至今無人能打破的記錄——獲得過35個博士學位的學界神化;也不是他那爲人稱道的“溫開水”性格及對人的寬厚對其妻的忠貞;以至於先生的種種,哲之這裡先丟在一邊不說,說只說八個字“人格獨立,思想自由”。我一直視这簡單的八個字為先生的“精神内核”,也是學生我決心從先生那裏取得的寶藏。 

    先生的學問自不用哲之在這裡多說,我們現在單從1954年大陸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學會為驅趕“胡适的幽靈”而替他羅列的“九大罪狀”就可以管中窺豹了:一曰“哲學思想”,二曰“政治思想”,三曰“歷史觀點”,四曰“文學思想”,五曰“哲學史觀點”,六曰“文學史觀點”,七曰“考據學”,八曰“紅學的藝術性”,九曰:“紅學的人民性”。如果允許哲之在這裡自作主張再替郭沫若添上胡适的一項“罪狀”——“對佛教禪宗的偏見”(胡适曾花了很大精力研究禪宗,哲之窃以爲他是中國自唐代韓愈以來敲和尚的禿頭敲得最起勁的一位,他說“個個和尚都説謊”,其晚年更是花了很大精力考證了《虛云和尚年譜》。)這樣一來湊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者胡适的十大罪狀”豈不美哉?! 

    學生一直以爲先生是中國第一個也是最成功最偉大的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早些時候《南方人物周刊》搞了一個《影響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50人》,有好多榜上有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時候都表示“我是公共知識分子,但我影響不了中國”。結果不免有些滑稽。但是胡适確實實實在在的影響了中國。哲之以爲至少在以下幾點他做到了:一,首倡文學革命,以白話文替代了在中國使用數千年的文言文,從而為語言文字更加“公衆化”,從此以後文字不再為少數人所壟斷,使普通人的讀書看報成爲可能。二,主編《新青年》、《每週評論》介紹了易卜生主義、實驗主義等西方先進的哲學思潮,后撰文《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麽時候才有憲法》引進了“人權”和“憲政”的觀點,使這些現代觀點爲人所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深入人心,為中國的民主化、法制化“盜取了天火”。三,將實驗主義等西方思想引入中國的傳統學術研究中,通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整理國故”開一代學風之先,影響改變了一代青年學者(如傅斯年、顧頡剛等人),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播下了科學的種子,為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傳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四,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駐美全權大使,四處奔走為中國積極爭取國際援,使中國不至於孤軍奮戰,得到了一定的國際援助,度過了最艱難的歲月。(胡适任駐美大使時期正為我對日的戰略防禦階段,日軍攻勢甚猛,叫囂“三個月滅亡中國”,胡适在當時的的壓力和作用可想而知)。 

    胡适先生為之奮鬥一生的事業就是自由主義。 

    有人問胡适說是不是爲了國家的自由就應該犧牲個人的自由?胡适回答說:“爭取你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了國家的自由。”現在好多引用胡适的這句話往往到此爲止。其實胡适的話還沒說完,他接著說:“一個真正自由的國家並不是由一群聽話的奴才造成的,而是由一群獨立思考,有著自由思想的人造成的。” 

    可以說,“人格獨立,思想自由”就是胡适精神的靈魂所在。他一生所孜孜追求的就是這樣一種現代意思上的“個人主義”(胡适稱之為“易卜生主義”)。他說:“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於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他又說:“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胡适先生所倡導的個人主義在哲之看來絕不是狹隘自私的利己主義,他的宗旨在使每個人有機會發揮自由意志和個人的才性使之有益於社會。他的着眼點還是放在社會的進步和時代的前進上面,只不過這種進步是在充分尊重“人”和“人性”的基礎上來完成的。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胡适實際上在從事的是一種繼承了歐洲文藝復興傳統的“開民智”工程。胡适提倡個人主義的真正目的在學生理解上來,還是在努力幫助國人完成一個現代化中最重要的角色轉變,即完成從“臣民”到“公民”的轉變。這裡面的意義和心酸恐怕只有适之先生自己最清楚了。 

    胡适說:“叫孔丘朱熹牽着鼻子走固然算不得英雄,可是叫馬克思史達林牽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先生一生提倡的個人主義在認知的層面上就表現在他所謂的“不叫人所惑”。他希望國人,特別是青年能夠做自己思想的主人,不要被人“牽着鼻子走”而迷失了自己。要有獨立的人格和自由思考的精神,通過自己的眼睛去認識世界。 

    在這一點上,哲之不由的聯想另一位“青年導師”,即被捧上神壇的魯迅。和魯迅有過深交的林語堂先生在胡适死後曾撰文悼念先生,他寫道:“魯迅政治氣味甚濃,脫不了領袖欲。适之不在乎青年之崇拜。魯迅卻非做得給青年崇拜不可,故而跳墻(這是我目擊的事),故而靠攏,故而上當,故而後悔無及。”林先生最後說道:“‘不在乎’這三個字正是胡适之先生高風亮節的注腳,是胡先生使我們最佩服最望風仰景,望塵莫及的地方。……胡先生的眼光氣魄,道德人品都在魯迅之上。” 

    以上是林語堂先生對胡适和魯迅兩位在品質上的論述,我想林先生的爲人大家有目共睹,自不必哲之多言。就算對魯迅本人,胡适也表現了令人折服的君子風度。魯迅死後,蘇雪林等人欲以筆“鞭尸”,胡适特意寫信給蘇勸其不要那樣做,后魯迅遺孀即許廣平在出版魯迅全集時遇到困難,胡适則主動給于人力物力等多方幫助。而魯迅身前多次撰文對胡适的直接譏諷,胡先生可以說是完全丟在了腦后,甚至可以說從來都不曾留意過。(魯迅譏諷胡适道:“杜威教授有他的實驗主義,白璧德教授有他的人文主義,從他們那裏零零碎碎販運一點回來就變成了中國呵斥八極的學者。”另据魯迅弟周作人回憶說魯迅引以爲傲的小説《阿Q正傳》開頭的第一段之所以那麽冗繁費力完全是爲了諷刺胡适。) 

    胡适之先生,哲之之所以膽敢稱您之為自己的先生完全是由於對先生精神和人格由衷的信服。我從不敢奢望自己能做到夠像先生那樣的高度。因爲先生在哲之眼中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中的一座孤峰,其高度是我們難以企及的,我們只能高山仰止。但是作爲一個比您晚來了這個世界近一個世紀的青年,我對先生“人格獨立,思想自由”的遺產確是銘記在心並時刻以此提醒着自己的。雖然現今的中國還是離先生近一個世紀前的設想很遠很遠,也許就像顧頡剛先生說的那樣,您是一個注定“照遠不照近”的人吧。也許您已經把國人的認識和時代的發展遠遠的甩在了您思想的身後。我也知道要想讓每一個國人都能領會先生的精神是不可能的,在這個瘋狂躁動的年代,先生的沉穩溫和更是顯得滿肚子的不合時宜。做為您精神和思想的追隨者,請原諒我也無力去為您思想的傳播做出貢獻。但是哲之不能要求別人,卻能管教好自己。實際為先生所尊重的孔子就給我們留下了一句老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哲之現在所力所能及的就是“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相信先生如泉下有知亦會報我以你那招牌似的“朋友般的微笑”了吧。

哲之 


西元二零零六年七月九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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