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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
  

 作者:孙勇 徐苒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2002-7-26

 
  胡适是现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学者之一,人们对于他的政治主张颇有争议。他是一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既不参加国民党,也反对马列主义。过去,研究者们多把目光投向胡适的思想领域。其实,胡适为了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经常参与新闻传播活动,这是值得研究的。本文把他的办报活动分为四个时期。
 
  一、初涉报界
 
  1906年胡适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他接触了一些新学书刊,尤其是梁启超的《新民说》和严复的《天演论》对他启发很大。当时《竞业旬报》的文章多是古文,胡适被“竞业学会”会长钟方恢介绍进学会,并为《竞业旬报》写稿。胡适为其写的第一篇文章便是白话文《地理学》,目前看这也是他第一篇铅印公开发表的文字。之后,他在该报开辟了一个专栏“学术”,他的“文字浅显”的白话文风成为后来《竞业旬报》追求的基本风格。一段时间后,胡适成为该报的第三任主编,在思想意识与观念形态上与《竞业旬报》日趋契合,从24期到28期该报各栏目的各类文体的作品大都出自他的笔下。他开始利用报纸宣传自己“启民智”、“改革社会”的主张。《竞业旬报》第七期胡适一篇《本报周年之纪念》将办报宗旨浅显地倾吐出来:“我们的宗旨是希望我们同胞:第一,革除从前种种恶习惯;第二,革除从前种种野蛮思想;第三,要爱我们的祖国;第四,要讲道德;第五,要有独立的精神。”①他在“社说”、“时闻”、“时评”、“小说”中写的立意都追寻着这个宗旨。这个时期的胡适激进、敏感,他的这些文章都是由感而发,并没有选定自己的事业方向。参与《竞业旬报》或曰机遇,或曰兴趣使然,但无论如何,这都应算作胡适报刊活动的开端,这几十期的《竞业旬报》给了胡适一个绝好的自由发表思想的机会,近代中国人第一次在报纸上听到了胡适的声音。

  1908年冬,《竞业旬报》因种种原因停刊,胡适的报刊活动暂告一段落,于1910年他幸运地通过留美资格的考试。

  二、从“不谈政治”到宣传政治

  胡适在留美期间逐渐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准备做“国人之导师”。他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学改良刍议》,是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这位尚未归国的留学生郑重宣布了文学革命的最中心的课题———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正统地位。回国后,他即与《新青年》的创办人、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陈独秀成为亲密同事。以其二人为核心,一批为开创新文化为己任的进步知识分子群以《新青年》为发表言论的阵地,宣传文学革命。回国后的胡适为文学革命提出口号“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是在《新青年》第一个发表白话诗的人,也是在《新青年》发表白话新诗最多的人,共47首。文学革命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其本身。白话文学的盛行,逐渐形成了白话的新国语,使亿万人民得到了一种简洁、方便表达思想的语言工具,文章变得通俗易懂。新语言环境的形成促进了近代新闻事业更加贴近民众,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1918年6月,《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成立编委会。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轮流主持、编辑,这时的刊物团体在意识精神上以胡适为核心,着眼于科学与民主。胡适在《新青年》上的文章,讲科学的很少,但强调思想解放,主要是个性解放和女子解放。他的《易卜生主义》是个性解放最有力的一篇宣言。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适介绍易卜生揭露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②个性主义,不是狭隘自私的个人主义,它的最高宗旨,是要每个人有充分机会发挥自由意志,发挥个人的才性,使之有益于社会。

  这种民主的作风同样也体现在《新青年》的编辑方针中。在《新青年》编辑部中,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思想。《新青年》绝不把自己看做权威,而允许不同的声音说话。实际上提供了观点的自由市场,由群众自己评判是非曲直。

  《新青年》创刊初期是不谈政治的,随着马列主义的传入,《新青年》开创“马克思主义”专号,越来越政治化了。1920年,《新青年》移至上海,实际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胡适力劝陈独秀应以哲学、文学、思想文化为主,并坚持移回北京,陈未同意。

  胡适同《新青年》的分道扬镳,主要是政治主张与其宗旨难以统一。胡适起初对《每周评论》积极讨论政治不以为然,因此自以为重要的文章往往不投给《每周评论》,7月与8月份的《每周评论》中发表了那篇著名的《问题与主义》,虽然他想远离政治,但这篇文章恰恰成了他政治学说的导言。

  1922年5月胡适在北京创办《努力》周报,成为胡适回国后“谈政治”的开端。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是“尽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胡适曾对同期的《时报》等报纸寄予希望,但这些报纸不符合自己的意愿,干脆自己办报宣传自己的主张。胡适开始利用报纸监督政府,引导舆论。《努力》周报第二期(5月14日)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紧紧扣住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对于中国南北的统一,重建合法的国会,草拟永久的宪法,裁军等进行论述,引起巨大反响。

  1923年10月9日,该报因经费、人手、出版机关等问题被迫停刊。之后,胡适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又出国待了十个月。

  1928年3月,胡适回到上海,这时的中国已发生了巨变:国共两党分裂,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他重振“新旦社”,包括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丁西林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成立新月书店,办起《新月》月刊,《诗刊》季刊,并筹划办一个政论性周刊《平论》,但因经费,发行等胎死腹中。但胡适对政治问题的兴趣似乎没有减弱,他密切关注中国政局的变动,注视着国民党政权的政策及行政方针,时刻准备利用政治舆论为执政的国民党指点一条通向民主法制的治国之路。《新月》第二卷第二号的《人权与约法》是胡适向国民党在人权与法制问题上打响的第一炮。以后胡适又在《新月》第二卷第四号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宪法》与《知难行亦不易》,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认为人民树立起的宪法高于一切。第六、七号合刊登载的胡适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和罗隆基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把《新月》的人权舆论运动推向高潮。

  1930年2月5日,国民党上海特别执行委员会致函新月书店,查禁《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在国民党的压力下,人权运动的文字无法再写了,《新月》也于1933年6月停刊。这三年是胡适一生政治言论最激烈,最频繁的时期,他已充分认识到了舆论的力量,利用报刊等宣传工具向国民党的党治迷信和训政理论发动攻击。

  三、一家成熟的报刊

  胡适无论从新闻实践还是到新闻思想在《独立评论》创办期间都走向成熟,这是一家政治评论性周报,从1932年5月创刊至1937年7月25日因北平战事吃紧而停刊。胡适共发表1309篇文章,他把这段时期称为“小册子的黄金时代”。

  《独立评论》的基金筹款依好友丁文江的提议,仿照《努力》周报的办法,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以使刊物在经济上完全独立。“独立”社员的4205元捐款便是《独立评论》的开办基金总额。积了五个月的捐款后创刊出版了第一期,刊物出了近两年,社员捐款才完全停止(中间减为2.5%)。

  《独立评论》是一群有独立思想的社会精英发表自己见解的场所,所以不取稿费。胡适为这份刊物付出了巨大心血。1934年4月9日他在日记中说:“近几个月来,《独立》全是我一个人负责,每星期一总是终日为《独立》工作,夜间总是写文字到凌晨三点钟。冬秀常常怪我,劝我早早停刊。我对她说:我们这个时候,每星期牺牲一天做国家的事,算得什么?不过尽一份心力,使良心上好过一点而已。”发行量是衡量一份报刊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独立评论》创刊后不到两年,发行量就稳定于一万二三千份之间,作为一份以评论为主的严肃刊物,做到这一步确实不易。

  胡适这一时期的许多文章已透露出一些可贵的新闻思想,这是其多年报刊经验的结晶。

  (一)运用独立的思想,宣扬真理。胡适在《独立评论》创刊号中发表《引言》,阐明了刊物的宗旨和方针,“我们叫这刊物作《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而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③他一直将“独立”视作保持刊物生命力的关键。一年后,他在《独立评论一周年》中又说:“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但是,“不依附任何党派”的超阶级的主张在阶级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敬慎无所苟”的舆论态度和办报方针。1933年4月,胡适在《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一文中指出:“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治的人更应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

  (三)把舆论引导同时政紧密结合,重视评论的时效性。《独立评论》五年零两个月的生命史中,胡适大致做了三方面的思想舆论工作:1.对于日本侵略问题的思考和引导。2.内政方面,组织“民主宪政”大讨论。3.对中国社会与政治出路的探索。这三个问题,是当时民众所关心的,尤其是抗日问题,迫在眉睫。胡适抓住当时的热点问题引导舆论,既成功地影响了公众,又扩大了刊物的知名度。

  (四)坚持高尚的报刊品格。1934年,胡适有一番自我评价《独立评论》的话:“我们说了三年的平实话。不肯迁就低级趣味,也不肯滥用一个名词。”④其实,他不仅不提供低级趣味的东西,而且有破除低级趣味、催人理性思考的意图,这主要体现在有关思想文化教育的文章中。胡适追求的是一种理性、严肃的报刊风格,不媚俗,不迁就群众,对我国的现代报业仍有借鉴意义。

  (五)争取言论自由。他在当时一篇不曾发表的文稿《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中写到:“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实际上,胡适倡导的是一种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他力图使《独立评论》成为一份反映中国自由舆论的阵地。

  四、身在海外,心系《自由中国》

  《独立评论》之后,胡适的报刊活动已不再辉煌。接下来的若干年,他主要在国内外从事政治活动,在1948年年底又到了美国,在此期间很少与报刊发生联系,更不用说直接创办。然而,一份创刊于台湾的《自由中国》将他与报刊再次联系起来。

  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创刊,主要负责人渐渐把重点转移到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批评上,胡适的名字被印在每一期“发行人”名下,当时的负责人雷震包揽了全部的编辑与发行工作,但刊物的文字方向实际得到了胡适的肯定,他常在大洋彼岸阅读该刊。

  1951年6月1日,《自由中国》四卷第11期发表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抨击国民党的金融管制,受到官方的压力。为息事宁人,在第12期又为国民党说好话,胡适为此十分气愤,决定辞去“发行人”一职。他认为,“《自由中国》不能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最大耻辱”。⑤1952年11月,他在首次访问台湾期间,辞去“发行人”的职务。至此,他的报刊活动基本画上了句号。

  注释:

  ①《竞业旬报》第7期1907年
  ②《新青年》第4卷第6号
  ③《独立评论》第1期1932年5月22日
  ④《胡适传论》第7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胡明著
  ⑤《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195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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