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意文化网>>绩溪>>风流人物>>胡适

 
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历史作用(节选)
 

作者:孙昌熙 史若平 1980
   

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中的积极贡献

   胡适在“五四”前后,就文学革命和文艺理论方面,写了许多文章、通信和札记,做了多次讲演。胡适为了贯彻自己的文学主张,促使新文学运动开花结果,还从事创作实践,用白话写出了我国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和第一个独幕话剧《终身大事》。胡适对新文学运动、特别是这一运动的前期所作出的贡献,不管你承认它与否,它是客观存在。

  一、“首举义旗之急先锋”。

  文学革命作为一个运动兴起,决不是偶然的,它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国,但并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革命果实落到了袁世凯手里,封建的经济结构及其大部分上层建筑,尚未受到触动。随着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新的政治力量的出现,必然要求在思想上有一个解放运动,来揭露当时还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化,宣传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民主思想。以思想革命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便成为时代的必然趋势。文学革命,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胡适要求“文学革命”,有它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并且是经过了一个酝酿实践阶段的。早在美国留学时期,他就已在留学生间论辩文学革命问题,并同国内陈独秀等保持密切联系。他从文学进化观点出发,认为“新时代的要求”,文学必须革命。表现新思想、新事物,需要新的文字。“文以载道”的旧文学是担负不了这时代的任务的。旧文学只为少数文人所私有,而用文言文表达新思想也不易为“最大多数人所能接受,”只有用白话文表达新思想的新文学,才能为“最大多数人都能欣赏”,才能真正做到“雅俗共赏”。直到胡适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序》时,仍持此观点。他说:“文字之功用在于达意,而达意的范围以能达到最大多数为最成功。”由此可见,胡适提的“文学革命”口号是有所为的,是基于时代的要求发动文学的解放运动。

  早在一九一六年,胡适在美国的时候,就有在国内发动新文学运动的抱负。这年四月,胡适写了一阙半文半白的《沁园春》,里面写道:“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躯驰!”同年十月,胡适写信给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第一次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信中说:“年来思虑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一九一七年一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发难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接着陈独秀就在二月发表了另一篇著名文章:《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他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吾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胡适的文章,虽没有陈独秀的那样坚定、明确,但是,他对白话文学必将取得正宗地位,还是坚定不移的。他说:“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胡适的这一“断言”本身,就是对封建文学的挑战,就是革命。因为,以文言文为工具的封建文学,延续了几千年,在当时还占统治地位。胡适敢“断言”白话文学必将取而代之,这在当时是被当权者和复古派视为大逆不道的。由于白话文学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一旦成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封建文学就大势已去,只能作垂死挣扎了。

  因此,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是文学革命的姊妹篇,它标志着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开始。胡适和陈独秀,同是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急先锋。他们对中国新文学运动作为先驱者所作出的贡献,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二、白话文学的倡导者。

  文学革命运动不仅要大力破旧,还要积极立新。因此,胡适五四运动前后,写了大量文章来阐述白话文学,并对什么是白话文学作了探讨、研究和实践,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但有的同志却认为,胡适提倡的不是白话文学而是白话文,是要把文学革命的范围局限在语言形式上,而并不去触动封建主义的内容,是形式主义的。有的同志还认为,这是胡适搞阴谋,企图把新文学运动引向邪路。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是不是形式主义的,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胡适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寄陈独秀》信中,提出的“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是把“须言之有物”放在最后一条的。可是,两个月以后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就把“须言之有物”列为第一条了。这说明胡适不但没有忽视内容,而且把它提到了首位。胡适对“言之有物”作了阐述。他说:“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胡适所反对的“文以载道”的“道”,正是封建文化所宣扬的孔孟之道。早在一九一四年,胡适就反对袁世凯颁布的《尊孔令》。他在十一月十六日《藏晖室札记》中,斥尊孔令为“口头谰言,可笑可叹”!一九一八年,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反对把“男盗女娼的社会”,说成是“圣贤礼义之邦”;斥责对“赃官污吏的政治”进行“歌功颂德”。胡适所主张的文章要有感情和思想,是针对八股文提出来的,是有具体内容的。胡适在一九一六年《藏晖室札记》中《论译书寄陈独秀》里,提出了:“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一九一六年七月他在《藏晖室札记·觐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里,明确提出,《儒林外史》、易卜生、肖伯纳等的作品是“有功世道人心”之文学。胡适还在一九一八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主张应使“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的情形”,“在文学上占有一位置”。也就是作为新文学的内容之一。

  这些都说明了,胡适一直提倡的是白话文学,并没有把“文学革命的范围局限在语言形式上”,也没有“不去触动封建主义的内容”。恰恰相反,他是以新思想、新题材取代封建主义的旧内容的,是具有明显的反封建倾向的。

  当然,胡适是个资产阶级学者,他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内容取代封建主义的思想内容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胡适不反对封建文学的内容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胡适提倡白话文是从新内容的要求出发的,他看到了文言文这一旧形式束缚新思想,这一认识在当时来说是创新的。一九一九年胡适在《谈新诗》中说:“形式和内容有密切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五四”前后当文言文束缚新内容和新精神的时候,提倡白话文,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这不能算作形式主义。

  过去有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提倡白话文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是轻描淡写,就是竭力贬低它的意义。这是不实事求是的。我们认为,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白话文运动,是同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互为表里的。白话文运动是适应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产物。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又反过来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发展。历史的发展就是如此。

   胡适在一九三五年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回顾了新文学运动产生的历史。他认为,以文言文为工具的封建文学,“是一种僵死了的残骸”,不值得“迷恋”。“引车卖浆之徒”的白话是“有文学价值的活语言”,是能够而且已经产生了有价值的文学。但由于没有文学革命运动的推动,一千多年来始终“不登大雅之堂,不能取死文学而代之”。新文化运动初期,用文言文做工具,来宣传新思想,批判旧道德,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它不能普及,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只有发动文学革命,白话文才能取代文言文,白话文学才能取得正宗地位。这些论述是符合历史情况的。

  白话文运动的胜利是在同封建复古派维护文言文的斗争中取得的。新文学运动也是在斗争中得到发展的。五四运动高潮中,成千上万的传单、宣言,都采用了白话文,大大扩展了白话文的影响,用白话文进行写作的也愈来愈多。到一九二○年,白话文在全国范围内取代了文言文,成为国语;有了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国语的文学才取得了正宗地位。这是新文学运动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这一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对思想、学术的交流、教育的普及、文字的改革等具有广泛的影响。实践证明,胡适的“断言”是正确的,而且实现了。把胡适提倡白话文斥之为形式主义,并把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列为反面教材,这不仅否定了胡适在新文学运动前期的历史作用,实际上贬低了新文学运动本身的成就。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这说明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提倡白话文和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成绩,并肯定了这个运动是“前进的,革命的”,而决不象有人说的提倡白话文是形式主义的。

  在提倡白话文的“一班新人物”中,胡适是很活跃的一个。不错,白话文学在封建社会里就有,但是,作为一个文学革命运动来提倡,并提出以白话文学取代封建文学,则始于新文学运动。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正因为有了白话文运动的胜利,新文学才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才得以蓬勃发展。因而,胡适提倡白话文学的功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三、胡适积极的文艺主张。

  胡适在新文学运动前期,有不少文章涉及他对文学的基本看法。有些观点,同封建文学理论相比较,是创新的,它有助于新文学运动的开端、巩固与发展。

  早在一九一六年,胡适在《藏晖室札记》里的《觐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按:觐庄即后来学衡派成员之一的梅光迪)一文中说:“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吾又以为文学不当与人事全无关系。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虽然是短短三句话,但是我们认为这是胡适关于文学基本理论方面的重要论述。胡适认为,文学不是少数文人之私产,应当普及到最大多数国人手中。这一思想不仅过去封建文学理论中不可能有,而且一九一七年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中也只笼统地提及“国民文学”。一九一九年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中,也只提到新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没有涉及到新文学应当普及到最大多数人手里的问题。因此,胡适在一九一六年就提出了文学为“最大多数之国人”的问题,在新文学理论上不仅是一创见,而且是他提出文学革命的有力根据。胡适还认识到文学与社会生活(人事)有关系,并指出它的教育作用,影响世道人心。这也说明了胡适是重视新文学的内容的,不是单纯的主张形式革命。当然,胡适当时还没有专门写论述文学革命内容的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述文学革命内容的文章,是在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等以后。

  一九一八年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实际上是提倡白话文学近两年的总结。在这篇文章里,胡适还强调了创造新文学的工具和方法。工具是指白话,方法是指收集材料、文章结构、人物和景物描写等。这实际上是讲的写作知识。在五四运动以前,就能突破老八股,比较系统地介绍新的写作方法,强调接触“贫民社会”,主张实地观察,反对闭门造车。这些理论对当时新文学创作都是有指导意义的。因而,这篇文章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陈炳坤(子展)在一九二九年著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指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这种主张,在目前看来,似乎平淡无奇了。但在当日,……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震撼。”一九三五年郑振铎在《五四以来文学上的论争》一文中说,胡适的这篇文章,“可算是他们讨论了两年的总结,也可说是一篇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这些评价,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历史情况。

  胡适不仅提出了一般的文学主张,还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就短篇小说、新诗、戏剧等方面,发表了专题论文。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的《论短篇小说》中,胡适所论述的短篇小说的特征及繁荣的原因,同鲁迅后来在《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中的论述,是基本一致的。胡适在这篇文章中,还对历史小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凡做历史小说,不可全用历史上的事实,却又不可违背历史上的事实。全用历史事实,……没有真正的小说价值。若违背了历史事实,……却又不能成为‘历史的’小说了。最好是能于历史事实之外,造成一些‘似历史又非历史’的事实,写到结果又不违背历史事实。”这就是说,历史小说的创作,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允许作者在一定的范围内虚构和艺术加工,但又不违背历史的真实性。胡适的这一论述,不仅在一九一八年是新鲜的,而且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正确的。

  一九一九年胡适发表的《谈新诗》,是我国现代文学中最早的一篇新诗理论方面的文章。文章肯定了当时新诗的成绩,肯定了“诗体解放后诗的内容的进步”,对新旧诗的比较、新诗的音节、新诗的发展趋势,作了一些探讨,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关于“诗的音节”,胡适认为:“新诗大多数的趋势,依我们看来,是朝着一个公共方向走的。那个方向便是‘自然的音节’。”朱自清在一九三五年写的《现代诗歌导论》一文中认为:“胡适的《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评价不免过高,但却反映了这篇文章在当时所起的影响。

  一九一八年,胡适还发表了《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以及另一篇《易卜生主义》。这是他关于戏剧理论方面的两篇重要文章,这也是我国较早的两篇比较系统的现代戏剧理论方面的文章。前一篇文章中,胡适用进化论的观点,论述了中国戏曲的发展变化。他认为,“现在中国戏剧有西洋的戏剧可作直接的比较的参考材料,若能有人虚心研究,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扫除种种‘遗形物’,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新文学运动初期胡适介绍西方的戏剧理论和经验,作为发展我国戏剧的借鉴,这是必要的。胡适还介绍了西方的“悲剧的观念”,批判了中国戏曲中“闭眼不看天下的悲剧惨剧”,而搞因果报应的“大团圆”结局。他把这种“大团圆”结局比作“说谎的文学”。他赞扬了《红楼梦》这一悲剧,“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庭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他主张“承认世上的人事无时无地没有极悲惨的伤心境地”,把它写进剧本里,“故能发生各种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发人猛省的文学”。胡适提倡写悲剧,对于利用戏剧形式揭露当时的社会矛盾,暴露社会的黑暗,使之“发人猛省”,毫无疑问,这都是进步的理论,对当时的戏剧运动起了推动作用。这也恰恰说明了胡适主张的文学革命,不是局限于形式,而是形式和内容联系在一起的革命。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分析介绍了挪威著名戏剧家易卜生的创作和理论。这篇文章对我国当时的戏剧运动有一定的启蒙作用。胡适通过对《娜拉》的分析,揭露了资产阶级家庭的虚伪和腐朽,批判了资本主义法律、宗教和道德的虚伪性,控诉了个人自由受到社会的压制。并介绍了易卜生的政治主张和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洪深在一九三五年《现代戏剧导论》一文中说:“胡适这样推崇易卜生主义,对于后来中国话剧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大的。”张庚同志在一九五四年发表的《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中,对胡适有关戏剧的文章也作了有分寸的肯定。但随后却遭到了批判,被扣上了“敌我不分”、“投降主义”的大帽子。我们认为,对张庚同志这种批判是不实事求是的;对胡适的戏剧理论的全盘否定同样也是不实事求是的。

  四、大胆尝试的成果——《尝试集》和《终身大事》。

  胡适不仅鼓吹文学革命,以文艺理论指导和推动创作,他还自己从事创作实践。

   胡适是第一个用白话写新诗的尝试者。他为了以实践成果去战胜文学革命的反对派,于一九一六年起写白话诗。这一年,胡适在《答叔永信》(《尝试集自序》)中说:“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一次失败,便‘期期以为不可’,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这种藐视古人、大胆创新、不怕失败、勇于实践的精神,不只是应该充分肯定,而且有了成果。

   胡适的白话诗《尝试集》,一九二○年三月出版,到一九二二年,出了四版。第四版共收集了六十四首诗。这是我国影响较大的第一部新诗集。这部诗集,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新的探索和尝试。正如胡适在《尝试篇·代序二》中所说:“自古成功在尝试!”

  但这个新文学运动早期的成果之一,多年来,一直遭到不公正的对待。最近内部出版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有一节题为《胡适的反动诗歌》中仍然认为:“《尝试集》是一本内容反动无聊,形式非驴非马的东西,这个集子五花八门,象垃圾堆一样,名堂甚多,但没有一首是真正的诗,更没有一首是新诗!”

  事实果真如此吗?否。《尝试集》中,有歌颂革命的。如《沁园春》,虽然歌颂的是俄国二月革命,诗的形式也没有完全脱离旧体诗的束缚,但作者“拍手高歌,‘新俄万岁!’”还是有进步意义的。有揭露进步报刊被反动势力查封,进而歌颂这些进步报刊在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的。如《乐观》,描写《每周评论》被查封,虽然像一棵大树那样被砍倒了,但是,大树的许多种子却在春风中发芽了,“好象是说:‘我们又来了!’”同一类型的还有一首《一颗遭劫的星》,也写得较好。有怀念陈独秀被捕和歌颂东京工人大罢工的《威权》,诗中喊出了奴隶的呼声:“我们要造反了!”这首诗的艺术性也较高。有歌颂劳动的《平民学校校歌》。还有悼念辛亥革命烈士黄克强的。这些诗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当时真正的诗,而且是新诗!《尝试集》中还有写景抒情的,有歌颂爱情的,有追求光明寄托希望的,还有怀旧的,等等。当然,诗集中也有少数写得不健康和无聊的诗,如《病中得冬秀书》、《我们的双生日》等。在诗的形式上,虽然是白话诗,但由于开始尝试,前半部分还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旧体诗的痕迹,这是不足为怪的。后半部分则突破了旧体诗的束缚,采用了自由体。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用白话做新诗,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除了要有胆量和勇气外,还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胡乔木同志说得好:“要知道,要创造一个新的文体,像诗歌这样的领域,要摆脱中国几千年的各种各样的旧诗体,在那个范围以外创造一种新的诗体出来,这是非常艰苦的工作,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决不能把过去的诗人所做的劳动任意贬低。”1胡适对新诗的大胆尝试、探索所付出的劳动,是不应抹煞的。

  对《尝试集》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历史吧。《尝试集》再版时,它的内容曾经过鲁迅等人筛选过。《尝试集》出版后,的确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封建复古派反对它。学衡派胡先驌用文言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长文:《评〈尝试集〉》。胡先驌说:“胡(适)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于常轨。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作为复古派的代表胡先驌,首先反对胡适的不是用白话做诗,而恰恰在其内容“出于常轨”,“趋于极端”。这正说明了《尝试集》同封建复古派是格格不入的。可是,这本《尝试集》却受到了新文学运动和读者的欢迎。且不说有的诗被选进了小学语文课本,单就这本诗集的出版也能说明它在当时的影响:它一连出了四版,头两版就发行了一万册,这在当时是空前的。陈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写道:“《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轨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放胆创造的勇气。”胡适“对于‘文学革命’、‘诗体解放’的提倡,和他那种‘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先驱者的精神,是不会在一时的反对者的舌锋笔锋之下死灭的。”这一评价,同封建复古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胡适的《终身大事》,是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第一个独幕话剧。话剧这一剧种是从外国引进的,今天已在我国土地上开花结果。可是,在五四时期来说,则是别开生面的。《终身大事》批判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歌颂了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是有明显的反封建倾向的。缺点是比较概念化。但在当时写一个女青年敢于冲破父母阻挠,敢于自由结婚,以至使当时没有一个女学生敢扮演主角田亚梅,这说明了它的进步意义,鲁迅在一九三一年写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对胡适的《终身大事》,在反对鸳鸯蝴蝶派作品的斗争中,客观上所起的重大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时有易卜生的剧本的绍介和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的别一形式的出现,虽然并不是故意,然而鸳鸯蝴蝶派作为命根的那婚姻问题,却也因而娜拉似的跑掉了。”

  胡适的这些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作品,不仅证明了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不是形式主义的,而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积极意义:胡适在《新文学的建设理论》一文中说:“新文学创作有了一分成功,即是文学革命有了一分成功。‘人们要用你的结果来评判你。’”强调用文学创作来检验文学革命的成败,这一观点极为重要,它说明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文学革命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有没有成果产生。新文学史,就是因为有了作品的存在,才有了他的主要内容,才显示出它的存在,才有可能总结文学发展规律。胡适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结合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去进行创作,产生了《尝试集》和《终身大事》以及小说等作品。从这一角度看,胡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有贡献的。

  五四时期,胡适的贡献不仅在新文学上,在哲学、史学、教育、文字改革,以及古典文学的研究和考证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成就。毛泽东同志对胡适的早期活动曾经作过中肯的评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所著的《西行漫记》中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还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做了我的模范。梁、康二人我早已抛弃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适、陈独秀早期是进步的、革命的。

  这里应该指出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文化的问题。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五四”以后,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逐渐处于领导地位,这并不等于说一切资产阶级的口号和文学主张都过时了,反动了。例如,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但它在反对封建独裁政治和封建文化上,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有其积极作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都是资产阶级提出来的,经过改造,今天仍然可以为我所用,并在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还有现实意义。同样,对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也应如此,要区别对待,具体分析。对待封建文化遗产有批判继承的问题,区分精华和糟粕的问题,对待资产阶级文化同样应当这样。只有四人帮才把封建专制主义奉若神明,而把资产阶级文化视作洪水猛兽。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明确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宝藏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时,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包括胡适等人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内,都应该加以认真的研究和科学的总结,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这是有一定意义的。

  以上,我们扼要分析、评价了胡适在新文学运动前期,特别是一九一六到一九一八这三年间,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积极贡献。事实正是这样。尊重客观事实,这是唯物主义者最起码的科学态度。尽管后来胡适堕落成反动派,但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历史地位,是客观存在。我们既不能因为胡适前期的功绩而掩盖其后来的反动,我们也不能因为他后来的反动而抹煞其前期的功绩。只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不管现代文学史上有多么复杂的人物,不管覆盖着多大的浓雾,在掌握丰富确凿资料的基础上,敢于大胆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就能象导航的雷达一样,在荧光屏上显示出历史的本来面貌,从而作出公正的评价。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文化民俗 风流人物 旅游观光 古徽家具 读者论坛

E-Mail: newcncpt@hotmail.com

Copyright ® New Concept Chinese School,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