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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系列片《徽商》解说词
 

作者:     文章来源：故园徽州   日期：2006-10-16

第二集《徽骆驼》

  在过去的年代，中原望族迁徙进入徽州的道路十分艰难。就陆路而言，“惟万山环绕，交通不便。大鄣、昱岭雄其东；浙岭、五岭峻其西；大鳙、白际互其南；黄山、武亭险其北。路皆鸟道，凿险缒幽”。崇山峻岭的包围，造成了徽州自成一体、与世隔断的局面。在万山环绕中奔流而出的新安江，因此就成了通往江浙沿海的黄金水道。

  “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潼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

  这首徽州商人自己创作的《路程歌》，描绘的就是商人从渔梁出发，沿新安江顺流而下至杭州的路线图。

  山高水迅，石险浪激，在古老的新安江边上，至今还留有许多水码头，比如渔亭、万安、渔梁、岑山渡、漳潭等等，都是明清年间徽商出没次数最多的村落或码头。在历史上，徽州商人一次次地从这里别离家乡，一次次地在这里弃舟登岸，衣锦还乡。

  从徽州商帮形成之日始，盐业、典当业、茶叶、木材等就是徽州商人热衷于经营的四大行业。其中，居“龙头”地位者，当首推盐业。就歙县而言，“歙之巨业，盐商而外，惟茶北达燕京，南极广粤，获利颇赊”，茶叶是盐业之外的第二大经营行业；而婺源尤其注重木业，休宁商人则多从事典当业。

  徽州人四海为家，足迹遍布全国，他们向东去便进入了浙江；向东北则达江苏；北上则奔波于长江沿岸；西向则去了江西……

  〖采访内容〗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葛剑雄

  徽商的过去的话，交通很方便，顺着新安江而下就可以到杭州，进入杭嘉湖、苏锡常，那里内河都很发达的；如果它往上走，到了芜湖、大通这里，就可以顺江而下，到南京、镇江、扬州，到了扬州沿运河可以北上，也可以南下。所以这样的条件，徽州离这些一个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最大的市场，长江三角洲市场，它有地理上的优势。

  在现代交通没有形成之前，河流不仅是古代经济的大通道，也是古代文明的大通道。尤其是南宋偏安杭州以后，“直把杭州作汴州”，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江南的经济开始活跃起来。

  徽州地处江南，山区盛产杉木，每当冬季来临，徽商便组织徽民入山伐木，待至梅雨季节河水涨泛的时候，便利用水力运载出山，或由新安江运至杭州，然后转销各地，或由青弋江流入长江，至芜湖、南京等地，或由阊江流入鄱阳湖，进入江西境内。明清时期，这种经营方式虽然继续进行，但由于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徽州所产的木材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于是习于经营木材贸易的徽人便远赴江西、湖广、四川开拓新的货源，扩大木材贩运活动。

  在这种经营活动中，以徽州婺源人最为活跃。他们以南京的上新河、杭州的钱塘江作为经营贸易的中心，利用长江、新安江水运之便，把上游的木材运集于此，然后分销苏浙或北方各地。

  贱买贵卖是商业的法则，徽商通过对木材等物资的异地贩运，实现了不等价交换，成功地获取了商业利润，这种长途商业贩运的形式，时人称之为“走贩”。万历年间，《歙志》记载，徽商经商的方式共有五种，“走贩”排在了第一位，这说明贩运商业在当时已经是徽商牟取厚利的最主要手段了。

此外，囤积、开张、质剂、回易也是徽商常用的商业手段。明代的文学作品中，就讲述过徽州商人利用“囤积”获取商业利润的故事。

  〖采访内容〗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王振忠

  《三言二拍》里面有一个，它是从叫《辽阳海神传》，蔡羽的《辽阳海神传》，是嘉靖年间的，一个故事里面演义过来，它讲一个徽州人叫程宰，他到东北辽阳经商，因为经商不利，就是亏本了，然后就是穷困潦倒，就是在东北，在辽阳，就在那儿，有一个晚上，风雨交加的夜晚，有一个明眸皓齿的女子不期而至了，两个人就春风一度了，第二天以后，这个程宰就容光焕发，而且时来运转。当然这个女子她不是一个普通人了，她是海神，就指导程宰应该怎么做生意，就叫他囤积药材，囤积绸缎，囤积其他东西，每次都是获利的，而且赚了好几万两的银子。

  万历初，苏州发生灾荒，采购粮食的商船云集于江西，这其中以徽商最多。

  万历四十八年，即1620年，苏州粮价大涨，饥民强借徽商之米，遭到官府的弹压，激起了上万人的闹衙事件，差一点酿成大乱。

  这两件案例表明，当时从上江贩粮东下者主要是徽商，在苏州囤积粮食待价而沽者也主要是徽商。由此可见，囤积商品，利用天灾人祸牟取暴利，徽商是最精于此道的一群商人。

  金声说：“歙、休两邑，民皆无田，而业贾遍天下。”顾炎武也说，徽人“中家而下，皆无田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据记载，明朝中叶徽州的休宁、歙县、祁门等县已经是“服田者十三，贾者十七”，“十三本业，十七化居”了。这些记载虽不免有所夸张，但当时徽人经商者已经占当地人口很大一部分则是事实。在这样多的经商人口中，大多数人都是出自“无田业”的贫下之家，他们都是从小本生意做起的商人。

  对于这一点，胡适深有体会，在他的回忆录里，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我家在150年前，原来是一家小茶商。祖先中的一支，曾在上海附近一个叫做川沙的小镇，经营一家小茶叶店。根据家中记录，这小店的本钱原来只有银洋一百元，约合制钱十万文。这样的本钱实在是太小了。可是先祖和他的长兄通力合作，不但发展了本店，同时为防止别人在本埠竞争，他们居然在川沙镇上，又开了一家支店。

  据1880年，清光绪六年的估计，两家茶叶店的总值大致合当时制钱二百九十八万文，约合银元三千元左右。这两个铺子的收入便是我们一家四房，老幼二十余口衣食的来源。

  作为徽州茶商的后裔，胡适对家乡人的商业活动当然了如指掌。胡适因此而说过，一般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

  在徽商经营行业中，茶叶是四大支柱之一，究其原因，徽州是著名的产茶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它为徽州茶商提供了大量的优质茶叶能源，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祁红屯绿”，说的就是徽州祁门的红茶和黄山脚下的绿茶。

  明清时期，徽州茶叶的销售逐渐增加，茶叶贸易成为徽商经营的“巨业”，徽人中也出现了不少“世守其业”的专业茶商。徽州歙县人许承尧的先世早在明朝正统年间，就已远赴居庸关从事贩茶活动了，此后徽州茶商在北方日趋活跃。清乾隆时，徽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中，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

  〖采访内容〗苏州山塘街居民 胡润源

  这个“杨安浜”全是安徽人开的茶厂，当时安徽人开的茶厂不亚于十个人、二十个人（规模），听我老丈人讲，当时他是从安徽歙县黄山一带到苏州开茶叶厂的。

  〖采访内容〗北京森泰茶庄创始人王子树后裔 王建明

  我们家在北京现在那个茶庄，以后还分了有王森泰茶庄，还有王福泰，还有利泰，解放以前有三帮，据我所知，到现在还有个四合院，四合院是现在煤市街培智胡同二号，现在四合院还在。

  〖采访内容〗黄山毛峰谢正安第四代传人

  我们家能兴旺起来，大概与我曾祖父的艰苦奋斗有关，就讲他对这个茶叶非常精通，他从管采集到营销，都非常内行……他跟外商谈判时，我的曾祖父他不懂外语，但是他洗脸有一个习惯，他洗脸的时候，毛巾在水里浸湿以后，敷到脸，头低下去，他毛巾是不动的，只有头这么摇，外商看到大老板摇头，肯定是价格谈不妥，他就加价，等他脸洗好，要摇四五摇，价格就要翻一番了。

  由赣江溯流而上，越大庾岭，南入广东的路线是当时内地通向岭南的主要商运路线，也是徽州茶商进入广东的必经之路。由于茶叶外销量增加，这条运输路线既费时又费力，于是许多徽州商人改由海道贩运茶叶。清政府为防止商人“夹带货物私卖”，于嘉庆二十二年下令，禁止“出洋贩运”。

  其实，早在明嘉靖年间，徽州商人就已经通过海上运输来贩运商品了。

  〖采访内容〗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唐力行

  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在海外贸易当中的徽商主要有三支，一支是汪直，这是最大的，一支是许氏兄弟，许一、许二、许三、许四四个兄弟的海外贸易集团，还有一个集团就是徐海的，徐海是一个和尚，他是在杭州的虎跑出家的，他又转而去经商到海外。

  他们海商行商的路线，一个是往东北方向，就是到日本，这是他们一条很重要的路线，比如说汪直，他主要就是到日本……第二条路线主要是到东南亚的，比如我刚刚讲到的许氏兄弟，他们就在今天的马六甲，马六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马六甲海峡是,中国的东部要想到非洲、欧洲，那是必须要通行的这样一个海道，这样一个海道当时是掌握在许氏兄弟手中，这样他们通往东南亚一带，也是非常方便的。

  汪直、许氏兄弟，还有徐海，他们都是徽州歙县人，在明代禁海政策下，他们通过海上武装走私贸易，将中国的硫磺、兵器、铜等违禁物资，以及生丝、茶叶，还有景德镇的瓷器等，长途贩运到了东南亚以及非洲、欧洲等国家。

  〖采访内容〗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 梁小民

  海上贸易这一块其实主要是徽商汪直，这是一个代表。还有就是闽商，这些商人的特点我把它概括叫做亦盗亦商，所谓亦盗亦商，他是海盗兼商人，或者说商人兼海盗，这个话怎么说呢？当年政府禁止海上贸易的，因此必然有政府的武装力量，水上的，海上力量进行巡查，他们为了做商业，进行巡查的时候发生冲突了，那就要武力对抗，所以他们有自己的武装的，这个时候就有了亦盗亦商这个特点。当然我们知道亦盗亦商这个特点是时代决定的。

  徽州人常说：“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足见徽商对经营盐业的重视。两淮是全国的盐业中心，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竞趋逐利的地方。

  嘉靖、万历时，徽州的黄、汪、吴诸族在两淮业盐致富的人很多，他们拥资多达数十万，乃至百万，且以“盐筴祭酒甲天下”而名闻海内。所谓“祭酒”，是我国古代大飨宴时，对年龄、品德最高之人的一种称呼，由他首先举酒而祭得名的。以后，祭酒成了一种官名，但在民间依然是对德高望重之人的尊称。盐商中“盐筴祭酒”，指的是盐商中人格、才略出众之人，是被众盐商推举出来的管理人和调解人，当然，此人也要得到官府的认可。

  河下镇位于淮安西北三里之遥的古运河畔，是当年大批徽州盐商聚居之地，迄今仍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小镇风韵。当时，淮北食盐在坨地集中后大都由运盐河转入长江、淮河，然后分发转运至安徽、河南、湖北及苏南各地销售。当时河下曾设有数十处盐堆栈，经淮安年运销正纲盐达140余万引，有“天下盐利淮为大”一说。

  河下镇最大的一户盐商是徽州的程本殿，程本殿从河下运出去的盐究竟有多少，今天已经无法考证了，但他利用返航船只从安徽、江浙等地运回的石板，就整整铺设了河下镇九条街道、二条小巷，并且还架了２座石桥。徽州商人盐业利润之巨由此可想而知。

  “一罗穷，二罗富，三罗、四罗开当铺……”

  这是旧时流传在徽州的一首《看罗纹》的民谣，其中的“开当铺”，在徽州人的心目中，显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明清两代，典当商和盐商、木材商一起，号称“闭关三大商”。开当铺是徽州人的另一项大生意。用胡适先生的话来讲，当铺也就是早年的一种银行。徽商经营当铺，以休宁人最为著名。休宁商人的经营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一带，上海、杭州、南京、苏州，甚至于江南许多的县、镇，开当铺的都是徽州休宁商人。可以说，在旧时江南，典当业是徽商垄断的行业。所以，江南人将典当业的头柜朝奉，称之为“徽老大”。也就是这些“徽老大”，他们掌管着江南人资本变现的命脉。

  苏州评弹艺人为此编了一曲《描金凤》，说的就是徽州典当商人的故事。

  〖采访内容〗评弹演员 江肇焜

  《描金凤》是苏州传统的长篇弹词当中，非常主要、也是非常著名的一部长篇，主要是讲苏州江湖术士钱笃笤和徽州人典当老板汪宣两家的一段婚姻纠葛，那么，这两个人物，应该讲，在苏州基本上是家喻户晓，人人都晓得的，讲起钱笃笤也晓得，讲起汪宣也晓得。汪宣因为看中钱笃笤的女儿，准备送礼金，礼金银子一送就是五百两。汪宣的钱是偷得来的，还是抢得来的？既不偷，也不抢，是从他的父亲手里传下来的。用他的父亲的话讲起来，创这点家当，心思花得不少。汪宣的父亲名字叫汪裕大，从小父亲就死了，娘改嫁。汪裕大争气，14岁托一个徽州同乡把他带到苏州，进了一家典当里面学生意，做小徒……

  过去称当铺里接生意的店员为“朝奉先生”，与“绍兴师爷”一样，“徽州朝奉”是全国闻名的专有职业。名声响了，大家见到了徽州商人，甚至徽州的士绅，就一起把他们称为“徽州朝奉”了。

  徽州朝奉，自己保重。

  徽州人从前出门远行，送行的人要早上请他吃饭，吃饭之后，大家送他出村。到了桥头，远行的人向送行的道谢作揖后，就上轿了，大家都说：“徽州朝奉，自己保重。”

  这是胡适先生说的一段话。当时徽商走遍全国，往往背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徽饼，还有绳索。徽饼一路充饥，而“出门身带三条绳，可以万事不求人”，身背的行囊坏了，绳断了，或者是轿杠和扁担断了，都用得着绳索，必要时还可以用它来上吊。显然，徽州人不仅吃苦耐劳，而且还抱着破釜沉舟的心理投身商场。

  这些跋涉在商海中的家乡人,胡适把他们称作“徽骆驼”

第三集《红顶商人》

  徽商称雄商界数百年，原因之一便是深谙政治势力对于商业经营的重大影响，依附官府且善于运用政治势力为其商业活动谋利。大盐商江春与红顶商人胡雪岩都是将这一手段运用到极致的代表。然而徽商在依附官府的同时，又坚守诚信的经商理念，形成其独特的商业文化。
 
  备注：资料暂缺。

第四集《无徽不成镇》

      中国有句话，叫“无徽不成镇”。那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地方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住进来了，他们就开始成立店铺；然后逐渐扩张，就把个小村落变成个小市镇了。 胡适先生说这番话是有根据的，他的祖上在上海川沙经营“万和”茶庄，当时就有了“先有胡万和，再有川沙县”这么一说，这与“无徽不成镇”异曲同工。 “无徽不成镇”这句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传的，没有明确的考证，只是在民国《歙县志》里说：“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
 
    南京、苏州、扬州等在明清时期的繁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徽商在当地的活跃。徽商凭借其灵活的经营手段与独特的商业理念，对于江南诸多城镇的商业、文化消费起了莫大的作用。尤其是徽商对于文化的推崇，又将江南的园林、学术、书画、曲艺等文化艺术创造推向了一个高峰。

  备注：资料暂缺。

第五集《四水归堂》

  康熙五十七年，侨寓扬州的徽商后代程庭回到了歙县老家岑山渡，面对依山傍水的家乡，程庭惊诧了——惊诧于徽州的乡村。他在《春帆纪程》里这样描述：

  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见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

  走进徽州那一片片烟火万家、宛如城郭的村落，留在程庭心里的，也许不仅仅是惊讶。

  宏村是汪氏聚居的地方，徽州素有“四门三面水，十姓九汪家”的说法，仅此一点，就可看出，汪氏在当地可谓人多势众，是个大户人家。宏村始建于南宋，以它的风水学说而著名，我们不知道，当年，名满徽州的休宁海阳风水先生何可达在设计这座牛形村落时，是否已经预见到了村子的兴旺，反正后来的宏村汪氏，日趋兴盛发达，涌现出一大批显赫的商贾和官宦，民国十一年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的汪大燮和清末大盐商汪定贵就出生在这里。

  汪定贵是个盐商，他花了许多的钱建造了承志堂。著名作家汪曾祺的祖籍是安徽徽州，汪先生在返乡寻根的时候曾经看到过承志堂，在一篇文章中，他这样描述：

  房子是一个盐商盖的。盐商大概很发了点财，房子很考究。主房两进。两进之间是一个大天井，四面“跑马楼”。楼上无隔断，不能住人，想是庋藏财物的。这宅子引起美术界的注意，是因为有极精细的木雕。徽州木雕是在素面的木枋上开出长方的一块，内刻人物故事。天井南面的木枋上刻的是“百子闹元宵”，整整一百个孩子，敲锣打鼓，狮子龙灯，高跷旱船，很热闹，只是构图稍平。北面木枋上刻的是“唐肃宗宴官图”。两边的人物都微微向内倾侧，形成以肃宗为中心的画面，设计很聪明。

  〖采访内容〗黟县宏村村民 汪同福

  据当时传说，这个不是准确的数字，大概是60万两白银，白银60万两。他这个房子造的时候上面镀了黄金，用了100两黄金打成金锡箔把它贴在上面，所以现在你去看，还是金碧辉煌的。

  真是豪奢啊。按照明初的定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而且不许用斗拱、饰彩色。但是到汪定贵的时候，早已礼制崩坏，徽州商人“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拥赵女”，奢靡得一塌糊涂了。木雕、砖雕、石雕，徽州商人将大量的资金耗费在这些号称“徽州三绝”的民间技艺上，徽商雄厚的资本就这样化为乡土永恒的记忆。

  牌坊是徽州最显著的建筑。在徽州，最多的是贞节牌坊。按徽州俗例，男子最迟到了十六岁，就要出门做生意，因此徽州人往往早婚，当地流传说法是“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此后外出学徒、经商，有时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还乡。“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胡适先生曾经感叹道，“一对夫妻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在一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半了。”

  【《十送郎》】歌词：

  送郎送到小桥头，手扶栏杆望水流。船家啊，今天撑俺家郎哥去，何时撑俺家郎哥回？

  〖采访内容〗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余治淮

  她们常常把这悲伤的事情编成一种词，用哭来表达，就叫歌哭……她就在漫长等待中，产生了一种后悔，不该嫁给这些商人，她悔啊悔，悔不该嫁给出门郎，出门郎做生意，三年两头守空房，图什么大厅堂，贪什么高楼房，夜夜孤身睡空床，早知今日千般苦，我宁愿嫁给种田郎，日里田里忙耕种，夜里双双上花床。

  历史上，徽州境内曾经树立过千余座或木质、或砖质、或石质的古老牌坊，虽经五六百年的风雨侵蚀，至今仍有一百余座牌坊矗立在田间溪头，这其中，贞节牌坊就有40余座，而且均建于明清两代，这与徽州商帮驰骋天下、“几遍禹内”是同步的。

  这些寂寞的石头，彷佛徽州大地上不绝的音符。当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商品经济的潮流中时，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他们必须以牺牲妇女们的青春甚至生命为代价。

  牌坊、祠堂、民居，是徽州古建三绝。一位日本建造学家在《中国民居研究》一书中，这样来描写徽州的传统民居：

  街巷又深又窄，阳光射不进去，但可以看到明朗的天空。石板路蜿蜒曲折，黑瓦墙顶高低起伏，形态端庄。身处此地，似乎突然觉得迷失在西班牙或意大利古老的街头。穿过饰有精巧砖刻门罩的大门，进入室内，令人吃惊的是，从上面射入的明亮幽静的光线，洒满了整个空间。人似乎在这个空间里消失了。站在这里仰视，四周是房檐，天只有一长条，一种与外界隔绝的静寂弥漫其中。

  这就是“四水归堂”了。

  〖采访内容〗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汪永平

  徽州建筑特点，就是叫什么呢，叫五凤朝天，四水归堂。或者叫五岳朝天，四水归堂，五岳朝天，就是他马头上墙，外面象征着五个山峰，所以叫五岳，四水归堂，他这个水都是往天井里面排，这个水排到天井里面，然后再排出去，他认为这个水是财水，财水不能外流，所以又叫做肥水不外流。

  “四水归堂”是徽派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在风水理论中，天井和“财禄”相关。经商之道，讲究以聚财为本，造就天井，使天降的雨露与财气，不至于流向别处，四水归堂，四方之财如同天上之水，源源不断地流入自己的家中。

  据《五杂俎》记载，从明万历到清乾隆的200年间，徽州商人商业资本的规模增加了10倍。而在商业资本规模急剧增长的同时，明清时期商品流通量的规模却增长缓慢。以当时社会最重要的商品，同时也是明清时期流通领域中数量最大的粮食、棉布来说，流通量仅仅增长了3倍。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商业利润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商品流通量的增长。这样一来，一部分商业利润就必然无法被流通领域所容纳，必须游离出来，重新寻找出路。

  〖采访内容〗北京大学教授 萧国亮

  一部分资金流向产业，比如说像徽州商人发财以后，然后比如开办造纸厂，手工作坊，也有为了方便商业经营活动，在徽州商人里面经营棉布的就比较多，慢慢转化为包买商，也就是说，他把资本购买棉纱，然后发给像当时上海地区，松江府那些地方的农户织布，织完了布，收购上来，然后运到苏州进行加工，这些都是表现了他商业利润向产业的转移，也就是说，商业利润投向产业，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是这一点在徽商所有利润的流向当中，所占的比重是微不足道。

  对于徽商而言，“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徽商的发展壮大，并没有冲击瓦解徽州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相反，新安理学的文化纽带将商业与宗族整合在一起，徽商获得的商业利润又被源源不断地输回故土。

  〖采访内容〗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 梁小民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边，商人没有不断挣钱的思想，那么他们的思想，说老实话，在封建宗族社会，主要就是荣光耀祖。这种荣光耀祖的体现，不惜巨金盖房子，修牌坊，修门楼，实际上都是追求一种荣光耀祖这么一种满足，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西方的商人，西方的资本家和中国的商人对于财富的观点不一样，那么，西方商人，什么叫财富呢？就是财富在不断增值的过程中来扩张的，就是他把财富要拿去用，要去投资，然后这才叫财富，强调财富是一种继续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中国的商人大概基本上是房地产作为一种财富的重要形式，这是中国人历来的观念。什么东西是最可靠呢？买房子，买地。

  〖采访内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高德步

  中国传统社会他基本的生产资料是什么？就是土地。中国传统社会最典型的财富形态是什么？就是土地。所以说中国所有的资本最终都归结到土地上，这个道理很简单，土地是我们生产、生活最基本的资料，中国的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社会群体最终都要回到土地上。比如说徽商，他没有土地，他通过贩卖起家，从小商人变成了大商人，然后他读书，变成了儒商，再读书，再科举变成了官僚。不论他经商也罢，还是变成官僚也罢，他都是把他的钱最终有一个相当部分的资金回到土地上。

  清人张英对土地价值的一段叙述，颇为生动。他说：“天下货财所积，则时时有水火盗贼之忧，至珍异之物，尤易招尤连祸。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积，则不能高枕而卧。独有田产不忧水火，不忧盗贼。”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徽商将商业利润投向了土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而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土地能带来丰厚的利益。历史记载表明，从明建文三年起，每隔50年全国米价以平均3.7倍的速度增长，清末米价增加近8倍。徽州地区由于“地狭人稠”，粮食一直奇缺，米价的上涨幅度更大，米价之高更是惊人，时有“斗米银三钱”一说。可见，拥有土地不仅可以获得高额地租收入免于无米之忧，且可以高价出售获取暴利。

  正因为土地能够带来稳定、丰厚的利益，又进一步地刺激了徽商追求和购买的欲望。

  所以绩溪汪村虽然只有二十多户人家，但在明清两代却有多达19户的商人在南京高淳购置了大量的土地；而棠樾的鲍氏父子虽然远在扬州，却在徽州购置了2000多亩义田。

  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宗族，都不可能拥有如此巨大的族产。

  〖采访内容〗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 梁小民

  中国的商人，封建社会的商人，包括十大商帮，都没有完成封建社会商业资本向现代产业资本的过渡。

  乾隆五十三年，徽州发生洪涝灾害，洪水冲毁了徽州府城歙县太白楼下的河西桥和道教圣地齐云山下的登封桥。河西桥是婺源、祁门、休宁和黟县等地进入徽州府城的交通要道，而登封桥是黟县至杭州货运交通的大动脉，民谚云：“忙不忙，三日到余杭”，其中就要穿越这座桥。

  “江南首富”西递村的胡贯三听说此次灾难，立即捐资白银10万两，耗时八年，重建了16孔的河西桥，修复了登封桥。

  当朝的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歙县人曹振镛亲眼目睹了西递胡氏家族的义举，惊呼：“呜呼，胡通议诚好义也哉！”

  〖采访内容〗黟县西递胡氏后人 胡晖生

  胡贯三老了，还由他的大儿子和小儿子、二儿子一起，又捐资了一万五千两银子建了黟县的碧阳书院，所以他这个兴文重教是非常突出的。到了道光年间，就是179年以前，他的小儿子还负责重新修谱了，把我们明经胡氏的谱修出来了。

  “姓各有祠，宗各有谱”，徽州祠堂遍布。历史上，仅西递胡氏宗族，就拥有二十多所祠堂。对于西递明经胡氏来说，祠堂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徽州人常说的“举宗大事，莫最于祠。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族”，在徽州人的眼里，祠堂不再是族人聚集的场所，而是一种精神文化的象征。

  尊祖、敬宗、睦族，徽商把自己的命运与宗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渴望在宗族中得到族人的尊重，获得较高的地位。因此徽州商人不惜巨资修建宗祠，自觉自愿地将一部分商业利润用于宗族事务的消费之中。

  由于历史的变迁和人为的破坏，徽州历史上曾经建立的6000多座高大的祠堂大多已经磨灭毁坏了，但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还是有数百座之多。

  明清两朝，徽商营造园林之风也很盛。

  徽州西溪南有果园，果园的主人是吴天行，号称“百妾主人”，因为财大气粗，吴天行造了规模庞大的果园，家中还养了戏班，所谓“百妾”，其实是众多的歌女戏子。有人研究，果园主人或许就是《金瓶梅》的原型，甚至《金瓶梅》小说中许多的场景都是依据果园的布局而创作的。至今果园遗址中仍可见到许多假山石，不难想象当年果园建造的奢侈。

  唐模许氏家族涌现了许多商人，清初有一许翁，在外开了三十六爿典当铺，发了大财。因为老母亲喜欢杭州西湖，苦于交通不便，不能前往，于是许翁干脆出资，挖塘垒坝，修筑楼亭，在村外建了一个“小西湖”，让老母亲在家就能欣赏到西湖一年四季的美景。

  小西湖又称“檀干园”，今天看来，的确让人仿佛有西湖当前的感觉。

  在明清徽商鼎盛时期，他们凭藉巨额财富，构筑了大批园林，而且徽商最善于模仿各地的名胜建筑。其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胜迹西湖妙景，更是令许多商人心驰神往。歙县北岸的吴姓商人，明末清初在杭州开设茶庄、当铺，晚年虽返归故园，但西湖风景仍时萦梦怀，于是特地派一画工前往实地绘制“西湖十景”，然后邀请徽州著名刻工雕刻在吴氏宗祠的石栏上，美仑美奂，流传至今。

  对故土家园的大规模营造，消耗了徽州商人的大量资本。徽州商人，就这样经过几辈人的辛劳奔波，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原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徽商义无反顾地抛弃祖辈留下的田地，率先变而服贾，走出徽州，最终成为闻名天下的大商帮。也同样是这群人，成为巨富之后依然情牵徽州，魂断故土。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始于背井离乡，而这些财富最终又在对故土的滋养中烟消云散。

  残缺的牌坊，颓败的祠堂和废弃的园林留下了，它们默默诉说着徽商回归故土时的辉煌与沉重……

第六集《日暮乡关》

  1935年5月，郁达夫在给林语堂的一封信中说：

  “我去扬州，这时候还是第一次，梦想着扬州的名字，在声调上，在历史的意义上，真是如何的艳丽，如何地使人魂销而魄荡！”

  郁达夫对这趟旅游的期望值太高了，到了扬州，见到那一座新修的城楼，便“觉得兴趣索然”，走进狭窄的街道和低矮的市廛，更觉得乏味。

  这样的情形并非郁达夫一人的感受，叶灵风在《瘦西湖旧梦》一文中，回忆起少年时代去瘦西湖的情景也有同感。

  “那时候的扬州，早已是一个破落户，瘦西湖也像是一座旧家池馆，朱栏已经褪了色，石阶的缝里已经长了青草，到处都显得荒凉和遗忘。可是，到处又还留下一点前代风流繁华的影子。”

  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盐船被毁130艘，死者达一千四百余人。

  这似乎是一个预兆：以盐业起家的徽商走向了衰落。

  “荣枯有数”、“盛衰有常”本是事物发展的法则，但任何事物，其盛也决非无由，其衰也自必有因。

  盐业是徽商的主要产业，由明至清，徽州盐商通过对两淮盐业的垄断经营，积累起了千百万的雄厚资本。但随着盐商资本的发达，清王朝对盐业的正杂课税也日益加重。尤其是在赈济、助饷、捐输、报效名义下的勒索，更是层出不穷。诚如时人所称的那样：“官无论大小，职无论文武，皆视盐业为利薮，照引分肥”。

  嘉庆年间，以徽州盐商居主导地位的两淮盐场，苛捐杂税达到92种之多。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的100多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所捐输的财物共有：白银3930余万两，米2万余石，谷33万石。商人每次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十数万两，其余寻常捐输则难以枚举。两淮盐商中，徽州盐商占据优势，因此，捐输的负担大多落在了徽商头上。曾任两淮总商之一的歙县大盐商江春，每遇捐输，“百万之费，指顾立办”。江春也因此陷入“家屡空”的困境。

  鲍漱芳，徽州大盐商，在他的家乡棠樾有七座气势庞大的牌坊，其中“乐善好施”坊尤引人注目。这座牌坊是表彰鲍漱芳在捐输、赈济时的突出表现。嘉庆十年夏洪泽湖涨决之时，鲍漱芳捐米六万石助赈；淮黄大水，鲍漱芳设厂赈济，捐麦四万石，救济灾民不下数十万人；抢修坝堰，鲍漱芳“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公需”。鲍漱芳因此赢得了“乐善好施”的圣谕。

  汪应庚，徽州潜口盐商，“江淮第一观”大明寺、平山堂，还有蜀冈之上万松岭，均由汪应庚捐资修建。雍正九年，海啸、洪灾不断，灾后又流行疫病，汪应庚设药局施医药，救治灾民九万余人；乾隆三年，两淮大旱，汪应庚捐赈银4万余两，又设八个粥厂，救济一个月，接济灾民十万人。乾隆五年，淮南水灾，汪应庚赈银6万两，再设粥厂，救济灾民十万余人。

  助赈之外是助饷。所谓助饷，是指商人捐款以助朝廷军费的活动。如果商人不能“急公好义”慷慨捐输，那么，他们不仅无法获取经营特权，而且连正常的商业活动也往往会遭到各种刁难，甚至倾家荡产，因而徽商只能咬紧牙关，为朝廷“分忧解难”了。

  乾隆三十八年，因平定大小金川，以徽商为首的两淮盐商一次就助饷银400万两。

  五十三年，又因用兵台湾，徽商捐银200万两以备犒赏之需。

  六十年，协助朝廷镇压湖南石三保苗民起义，捐银200万两。

  嘉庆元年爆发了波及5省、历时9年的白莲教起义，在清政府镇压这次起义过程中，以徽商为中坚的两淮盐商连续6次捐输，共计耗银700万两。

  如此巨额的助饷，即使是挟资千万的徽州盐商也难以应付。

  〖采访内容〗苏州大学教授 刘淼

  总的来说，在几个重大的事件上，徽商都有很好的表现。我们试想一下，当然历史是不能试想的，如果当时徽商不做这个事，可能清王朝迈不过这个坎，有这个可能，当时清朝的财政力量是很弱的，作为国库，他的财政力量是很弱的，他就不得不依靠，当时经过明朝的这样一个长期的经营，要依靠这些大的一些资本集团。

  扬州九峰园的闻名是因为主人、徽州盐商汪玉枢花费巨资收集而来的九座巨型太湖石。乾隆下江南的时候，临幸九峰园，一片叫好之后，竟然提出：挑选两座假山石带回皇宫里去。

  皇帝满心欢喜，盐商却是有苦难言。

  频繁地捐输、赈灾、助饷、接驾，此时的徽商已经是外腴中空。

  为摆脱困境，盐商们竞相压低收购价格，并竭力抬高销售价格。有的商人甚至缺斤少两，掺和泥沙，以致“盐色掺杂不可食”。然而，他们这样做，不但没有捞回利润，反而造成私盐的泛滥。尽管《大清律》明文规定：“凡贩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清政府也对私盐严加查禁，但收效甚微。原先由两淮盐商垄断的销盐市场，因私盐泛滥而丧失殆尽。一些地方“无论城市村庄，食私盐者什七八”。

  嘉庆末、道光初，徽州盐商已经和其他盐商一样，市场丢失，资本蚀空，财源枯竭，濒于崩溃的边缘。

  随之而来的盐法改革，又最后将徽州盐商推上了绝路。

  〖采访内容〗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 梁小民

  盐法的变革确实和官盐，就是官方允许经营的盐利润奇高，利润奇高的情况下必然有私盐产生，任何一个行业，引用马克思的话，只要有300％的利润杀头都不怕，所以中国的私盐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为什么搞私盐呢？就是盐的成本很低，销售价格很高，利润很高，所以始终有私盐。在清代政府就认识到，这个私盐是堵不住的，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去缉私，实际上是堵不住的，堵不住怎么样呢？堵不住的结果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了，没钱了，私盐不交税，所以没钱了，所以就建议改革，就是索性把私盐放开，既然堵不住，就不如放开，放开以后还可以收税，还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私盐的问题而把这个盐法进行的改革，又把这个私盐行业完全放开了。

  道光十二年七月，为整顿盐业，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在淮北废除纲引制改行票盐法。

  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又在淮南仿效实行，于是两淮盐法为之一变。

  所谓票盐法，就是商人不必再购买盐引，只要向盐政设立的机构纳税，就可以领票经营。新法打破了以往徽商垄断经营的局面，商人“不论资本多寡，皆可量力运行，去来自便”。

  废引改票的结果，使徽州盐商失去了垄断盐业的特权，徽州商帮遭受致命一击。

  【采访内容】北京大学教授 萧国亮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徽商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的话，它是因为跟清政府密切的勾结，所以官商结合在一起；那么败也箫何，现在政府不与它结合了，所以它的衰败也是必然的。再可以引用《红楼梦》的一句话，也就是徽商跟政府勾结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清政府到了道光年间，他衰败了，他损了，所以盐商必然要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想是这样一种关系。

  陈去病在《五石脂》中指出：“自陶澍改盐纲，而盐商一败涂地。”

  清代中叶的扬州，主要是靠盐商支撑。一个个大老板的腰包瘪了，这座消费城市也就日渐现出苍老衰败的景象。“楼台也似佳人老，剩粉残脂倍可怜”，昔日建立在盐堆之上的豪宅庭园，似乎在一夜之间化作烟云，随风而去。

  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运河上来来往往风帆鼓荡的盐船越来越少了，随之而来的是战旗飞舞的弘舸巨舰；甲板上大腹便便的豪商巨贾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手持刀剑身披盔甲的骁勇官兵。

  一场战争爆发了。

  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金田地区爆发，战场一路北上，两年之后，太平军攻克武汉三镇，其后主战场又折而东移，太平军占领了有“虎踞龙盘”之称的六朝古都南京，天王洪秀全宣布太平天国定都于此。此后，在西至武汉、东到上海的长江一线及其腹地，太平军与清军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拉锯战斗。因此，包括鄂、赣、皖、苏、浙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社会战乱最严重的地区。

  徽州盐商的大本营是扬州，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军屯兵扬州城外，扬州为“江北大营”，切断了扬州城内外的交通及商业贸易，出现了“盐引停运”的情况。

  徽州木商最重要的贸易基地是长江重镇南京。该城被太平军攻克后，即成为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太平天国实行“禁商”的政策：“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因此，南京的商贸活动几乎停止，徽州木商首当其冲。

  徽州茶商和典当商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市为主要活动场所，而这些城市的商业环境已经恶劣到令徽州茶商和典当商纷纷歇业的程度。汤氏所辑《鳅闻日记》详细记载了当时常熟城内典当铺遭到抢掠的情况。这些典当铺多为徽商所开。因兵荒马乱岁月中无法进行正常商业活动，常熟城中的“众朝奉”只得携资返回家乡。

  “恐遭劫数，囊金回乡”，徽商的本土——徽州，历来 “未婴兵祸”，是人们逃避战乱的“世外桃源”。然而在这场战争中，徽州也是清军与太平军交锋的最重要战场之一。

  位于祁门敦仁里的洪家大屋是曾国藩驻节祁门的总督衙门，在这些建筑的墙壁上，隐约看见当年太平军攻占祁门之后留下的题字，对这场延续到徽州本土的战争，曾国藩后来提及在徽州的战事，总心有余悸，在他的信中自认与太平军作战，“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无日不战，无战不梗。”

  〖采访内容〗广东社科院研究员 叶显恩

  太平天国的起义也重要，把他们打击得厉害。（徽州）本地，像岩镇那些地方都烧成灰烬，因为总部李鸿章都住在休宁那一带的，本部在这个地方，拉锯战，很恐怖的，我看到有一个材料，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弟来的时候，姐姐拿着刀要砍弟弟拿来吃，这是用手写的，没有印，你可想多么恐怖了，饿的发慌，眼都绿了，所有的什么都毁于一旦的，有一些重要的地下的很多东西都毁了。另外江南地区是太平天国的地盘，在那场拉锯战中，很多徽商也是遭殃的。

  如果说道光三十年以前，盐商是徽商的中坚。那么，道光以后，则是茶商支撑着徽商的残局。

  茶叶贸易是徽商仅次于盐业的大宗商品，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徽州茶业出山，其税每引不过分厘。徽州茶商在清中叶以前得以迅速发展，同清政府这种相对低平的茶业税收政策有关。然而战争爆发后，从咸丰三年筹办“徽防”开始，至同治五年，清政府为筹措军饷镇压太平军，开征“厘金税”。

  【采访内容】北京大学教授 萧国亮

  厘金与太平天国有关系，太平天国兴起以后，就出现曾国藩、李鸿章他们湘军、淮军，当时清政府财政已经很困难了，比如鸦片的赔款等等，所以湘军、淮军军饷就要依靠地方财政，地方财政怎么办呢？就想出了厘金这一招，也就是在许多通商关卡上，设官员来征收厘金。所以厘金的征收对当时，不仅仅是徽商，对中国当时商人的商品流通确实是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的。

  无论是行商，还是坐贾，都要捐助厘金。无论是手工业品，还是农产品，都在纳税范围之内。

  厘金造成的恶劣后果，令商民由富而贫，由贫而至于赤贫。根据史料记载，江浙地区的厘金“半出于徽商”，可见，厘金之累，在江浙一带，多半摊在徽商身上。

  1843年上海开埠后，近代机器工业迅速发展，使上海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和进出口基地，并且辐射到整个长江三角洲和周围地区。但与此同时，周围的传统工商业城市相继衰落，有的完全丧失了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大批官僚、富商、名流从这些城市和附近乡村迁往上海，带去了大量资金，也带走了原居地的市场。

  〖采访内容〗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葛剑雄

  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商业的兴起，特别是上海开埠以后，上海开埠以后，上海产生了中国式的新的资本主义的商业，比如说原来是小铺子，现在有大百货店出来了，原来经营的主要是土特产，或者是农业加工的这些手工艺品，现在机器制造东西来了，比如说洋布，洋油，这些来了以后，当然原来整个这个网络就改变了，本来是它的商品是徽商掌握，它运行的这样的线路，现在呢，比如说很多改从上海输出了，上海本来是也要采购人家的，现在变成他是很大的一个输出轻纺产品的地方，原来商业的格局也都改变了。而且土产品斗不过洋产品，再一个就是交通路线的改变，运河废弃以后，津浦铁路，连下了沪宁沪杭铁路，加上内河的轮船，还有长江的航运这些成为主要的运输方式了，产品也变，比如在上海很多东西，不是出口的，他出口的吸纳能力可以包括整个长江，比如长江上游中游，四川湖北一路下来产的猪鬃桐油，这些大众商品都集中到上海来了，然后卖给外国人，江南的比如说生丝，原来也是徽商在做，现在生丝的商人把他卖到上海，直接出口了，比如我的老家浙江湖州南浔镇的那些丝商，他们就是很快成为洋买办，和洋商联合起来，洋商财大气粗，他们通过外贸获利又多，所以徽商怎么斗得过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徽商不可避免的就衰落了，甚至在很多领域退出历史舞台。

  1881年，胡雪岩集所有资金，囤积蚕丝，准备与洋商决一高低。胡雪岩邀同行共同完成此项颇有民族气节的壮举，然而，竟无人响应。胡雪岩“欲举一人之力与之旗鼓相当”的愿望终于失败。

  至此，胡氏庞大的集团开始崩溃。

  1883年，胡雪岩事业的基础——杭州泰来钱庄先行倒闭。随后，建立在上海、北京、杭州、宁波、福州、镇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阜康字号相继倒闭，宣告破产。

  1885年7月，左宗棠在福州病逝，胡雪岩失去了政治靠山。

  1885年11月，胡雪岩去世。胡庆馀堂归文煜所有，“胡雪记”字号沿用至今。

第七集《无梦到徽州》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这是戏剧家汤显祖所作。明朝的时候，汤显祖已经感受到了徽州商人一身的“金银”气了，只是，汤显祖带着什么样的“梦幻”去徽州的，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汤显祖到徽州是去看他的朋友的。汤显祖的朋友是汪廷讷。

  汪廷讷是徽州休宁人，作为一个商人，史料上的记载并不丰富；作为一名剧作家，汪廷讷在戏剧方面的影响也较他的朋友汤显祖相去甚远。但是，在徽州说到“坐隐园”，或者，在中国版画界提及“环翠堂园景图”，那却是一个能够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坐隐园”是汪廷讷经商成功后在家乡建造的一个庞大的园林，又叫做“环翠堂园景园”。这一幅版画，就是根据汪廷讷的园子而绘刻的。高24厘米，长1488厘米，这是中国版画之最，是集徽派版画、当时徽州的民俗与徽派园林与一身的杰出作品。“黄山白岳”、“松萝田园”、“湖心亭”、“园林”，群山环抱，“坐隐园”如同镶嵌在青山秀水之中。

  就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园子里，汪廷讷创作了许多作品，戏曲、传奇，还有围棋棋谱。他还亲自请来了歙县虬村著名的刻工高手，将自己的作品刻印出版。里面附录了大量的插图，那些木刻版画均为当时名家绘制，后人评价“异常精美”。

  〖采访内容〗黄山市地志办 翟屯建

  明代的后期，实际上是我们中国的思想最开放的时期，特别是万历时期，高度的经济发达以后，产生了一些市民的阶层，他们喜欢看通俗小说，喜欢看一些戏曲的东西，而徽州商人就迎合小市民的情调，因此看我们的徽州刻书，加明代后期的书基本上都是小说，戏曲之类的书籍，而且市民阶层的人，光看文字不行，他必须要有图，因此在绘图上头，也是徽州商人首先想到的，扩大自己的市场，争取市场的份额，因此他就在绘，绘图上面，插图上面他是动脑筋的，这个就是跟当时的为什么，当时苏州的刻书，广州的刻书，福建的刻书，北京的刻书逐步逐步地搞不过徽州刻书，也就是因为他出图书的方式方法上，很多的图上面，他胜过了其他的商人。

  郑振铎对这一时期的徽州刻书和版画给予了很高评价，他写道：

  “他们雅正端庄，他们温柔敦厚，他们富丽精工。他们雅正，恰到不呆板的程度；他们温柔，恰到不没骨气的程度；他们富丽，恰到不金壁辉煌、令人目眩的程度；他们精工，恰到不过于琐碎……他们是恰到好处的‘健美’的作品。你，虽一时说不出他们的美究竟在什么地方，但你一眼望过去，便知那是完美之作，那是上等的艺术，那是可愉悦的。那便是所谓‘古典的美’的作品。”

  黟县南屏之所以声名响亮，是因为村中遗存了多幢祠堂。当年，村中程、叶、李三大家族，都是大族，他们所修建的祠堂规模都很大，并且保留至今。这三大家族，出了不少商人，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李氏家族的李忠煝了，据说李忠煝是黟县最成功的商人。我们今天看到李忠煝的名字，不是在县志或者府志里面的货殖篇里，而是在罗愿的《新安志》著作中，这部著作由李忠煝捐资刻印；黟县另外一名大学者俞正燮，他写的两套书是很有名的，一个叫《居士内稿》，一个叫《葵巳存稿》，其中，《葵巳存稿》也是由李忠煝捐资刻印。

  胡适先生说过：“在经济的因素之外，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到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里的学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世纪的学者像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

  胡适将徽人外出经商对文化教育的好处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宋元以来，徽州是一个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明代中叶以后，因为徽商财力的大量投入，徽州教育更加兴盛起来。“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徽属6邑有很多书院，讲学蔚然成风。

  重视教育，必出人才。据统计，徽州中举人者在明为298名，清有698名；中进士者明392名，清有226名。尽管这是一个很不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它足以反映徽州的人文郁起。蟾宫折桂，游历魁台，在深山僻壤也不乏人。于是徽州便流传有不少科举佳话。

  〖采访内容〗黟县中学高级教师 舒松钰

  徽州商人他有个特点，崇文重德，很尊崇文化教育，他们自己有的过去读过书，有的就读书不多，后来看看都感觉到读书重要了，特别是当时封建社会，他们自己做生意，他希望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儿子能够读书，通过科举道路，能够走上宦道，走上仕途，所以好多徽商的子弟都是读书到外面去，读书，通过科举考试，先是考秀才，再考举人，再到北京考进士这样子上去的，所以他们对教育很重视。所以过去有这个话，国有学，州有序，乡有塾，私塾的塾，就是一级一级的学校，乡村里的塾基本上都是自己办的，都是民办的，都是商人捐资办出来的。

  “抱一书屋”是徽商李忠煝捐资兴办的，这一处建筑与南屏村中其他的建筑风格有些区别，似乎有了一些苏州园林的小巧。当年家族里的孩子在这里发奋苦读，望着花窗外的高墙，心中澎湃的一定是到京城科举入仕、到苏州经商创业出人头地的豪情壮志。

  紫阳山中，披云古道，我们看见了山腰里的新安画派大家渐江的墓。渐江是徽州人，对徽州的山水感情尤深。他晚年曾寄身于歙县城西披云峰下的太平兴国寺，从那以后的8年时间里，每年必游黄山。在他的坟茔不远处，是继他之后300年，“生渐师之乡、传渐师之艺”的新安画派又一著名画家汪采白墓。历经动乱，这里已是碑石俱毁，没什么痕迹了。汪采白之后，新安画派的又一大家是黄宾虹。黄宾虹的家乡，在歙县深处的潭渡村，那儿绿树葱笼，水天一色，黄宾虹纪念馆，掩映在林木深处。

  “以儒立身，学道参禅；读书万卷，瓦砚三穿；云烟为友，万壑在胸；爱写黄山，西爱白岳；渴笔亮墨，荒寒自然。”这是新安画派的风格。新安画派，源远流长，这当然与新安大好山水的陶冶不无联系，而新安又是文房四宝的故乡，自然也为新安画派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它兴起的真正内因却仍然是徽商经济力量的发展。

  〖采访内容〗黄山书画院院长 俞宏理

  ……当时在西溪南，有很多都是收藏的大家，这是徽商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徽商在外面赚了钱以后，他就是不惜巨资购买字画带回故里，这批字画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根据收藏目录来看，在中国美术史上，甚至在世界美术史上都知道有重要影响的，一批晋唐宋元的一批代表作品，就是国宝级的作品都经过徽商之手，所以那时候在西溪南就是有东晋的王羲之的作品，也有元四家的，黄公望的，倪云林的作品。刚才提到吴不言家，吴不言家收藏了很多倪瓒的作品，倪瓒的很多精品，就是代表作品几乎都被徽商购买收藏了，所以在吴不言家，画史介绍非常生动。谈到渐江，一开始他可能跟吴不言还不是很熟悉，记载他是，到了吴家见到了倪瓒的画非常激动，不走了，佯装生病，就在吴家住了三个月，天天关起门来看倪瓒的画，那个对他画风的转变起着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记载他，就讲他在这之后，就觉得心有所悟，下笔就觉得非常飘逸了，然后把他原来的画作悉数销毁，所以在他前期的作品，看的很少，他传世的作品，很多就是受了倪瓒影响的一批影响他画风的一些作品，他直接的画风的转变就是因为在吴不言家看了很多元代倪瓒作品，所以徽商的收藏跟新安画派的关系，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据统计，明清以来，徽州有画家767人，一个地区在300多年里能涌现出如此众多的知名画家，这是其他地方不能匹敌的。徽州籍绘画大师黄宾虹生前曾经常感叹：“家乡宣歙文化，不亚江浙二省，且或过之，所惜未能团结精神，光大前哲学术。”黄宾虹这里说的“宣歙文化”，显然是包括书画艺术在内的。不仅如此，黄宾虹还说过他的家乡“潭渡自明以来，书画名家均在江浙以上，惜后世提倡之者无人，可叹可叹。”

  1891年年初，黄宾虹带着行李，辞别家乡，来到了古城扬州。

  黄宾虹拿着父亲黄定华写的信，找到了寓居扬州的盐商何芷舠。何芷舠热情接待，还把他介绍给曾任两淮盐运使的收藏家程尚斋。何、程两家收藏极为丰富，不仅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和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等元、明大家的书画，还有明末清初，如石涛、弘仁以及邓石如、包世臣等人的作品，这让黄宾虹欣喜若狂。

  〖采访内容〗南京大学教授 卞孝萱

  ……黄宾虹在扬州呆了十年，黄宾虹有一个全集，全集当中有一个书信集，书信集的第一封信、第二封信、第三封信都是写给我的，你看我跟他的关系多深。我跟他相差59岁，他比我大59岁，但是关系很好，他上面就讲到，歙县是他的故乡，仪征也是他的故乡，所谓仪征就是扬州……鄙人（黄宾虹）年二十余，二十余岁的时候，侨居邗上近十载，在扬州住了十年。他住的地方叫“李官人巷”，还有这个地方，扬州“李官人巷”，李，十八子的李，“李官人巷”。当时他做的事情，盐商不是有公所嘛，就是盐商办事的地方，在里面做文书，另外在盐商家里做西席，当时就是做秘书。在扬州呆了十年，他的画很多都是在扬州学的，他最推崇扬州一个画家，叫陈若木，所以他跟扬州的关系很深，他跟我关系好也就通过这个。这个是到扬州后期了，盐业已经到后期了，已经到了光绪年间，还培养出一个大画家黄宾虹。

  与同一时期雄踞于中国商业舞台的晋商相比，徽商对历史的独特贡献，在于它以自己巨大的商业利润，孕育滋养出了灿烂的徽州文化，所以梁启超才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把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对乾嘉时期学术的贡献，与南欧巨室豪贾对欧洲文艺复兴的贡献相提并论。这其中也包括新安医学的繁荣。新安医学是典型的徽商财富浸润下形成的一种医学流派，其兴衰与徽商在医疗保健方面的需求有关。

  顺治二年，清军南下，明将史可法坚守扬州，城破，清兵大肆屠杀十天，史称“扬州十日”。这之后，第一位返回扬州的医家即徽人程郊倩。显然程氏此时返回扬州绝不是为医学交流，而是随徽州盐商而去的。扬州乱后，由于盐务的需要，躲避在外的徽州盐商已纷纷返回扬州。而因商人健康的需要，新安医家便紧步后尘。

  像程郊倩一样，明清两代新安名医流寓外地的人数极多，流寓区域也极广泛。著名的有祖籍徽州的叶天士，民间居然传为“天医星”下凡。叶氏一门数代在苏州行医，主要服务于徽商。他在苏州阊门外上津桥的寓所，门临运河，据说每天泊舟无数，都是江南各地慕名而来的富商大贾。

  徽州盐商“黄氏四元宝”在瘦西湖一带建了大量的庭院，就在这样的豪宅里，黄履暹延请名医叶天士与其他名医一起考订药性，又出巨资为叶天士刻印医书。

  正是徽商的大量投入，才得以形成明清两代新安医藉之兴。

  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为庆祝乾隆八十寿辰进京，此后，从乾隆末年至道光年间，四大徽班成为京城剧坛的盟主。

  据《梦华琐薄》记载，道光间，“戏庄演戏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广乐园亦以徽班为主”。这时的徽腔，除主要采用二黄、西皮两大唱腔外，还吸取了其他剧种的优点，如西秦腔、梆子、吹腔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伟大的京剧艺术。

  〖采访内容〗苏州大学教授 朱栋霖

  徽商虽然是徽州文化的一种独特现象，但是它对昆曲的发展也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因为清朝乾隆年间，乾隆八十大寿，四大徽班进京成为中国戏曲史上一个重要事件，也是成为当时北京剧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所谓徽班不是说演徽剧的班，而是说由徽商组织的。它当然是以唱二黄调为主，二黄调就是京剧的前身，京剧叫西皮二黄嘛，那么这个徽班当时乾隆八十大庆的时候，去了好多个，十几个徽班，其中最有名的四大徽班后来称为四大徽班，我们今天所说的老板那就是徽商。

  大盐商江春凭借自己巨大的财富蓄养了两个家班：德音班和春台班。清人黄钧宰在《金壶浪墨》中说：春台、德音两戏班，仅供商人家宴，而岁需三万金。德音班唱的是昆腔戏，春台班唱的是花部戏，也就是乱弹戏。当时苏州的杨八官、安庆的郝天秀、四川的魏三儿名声最响，传说郝天秀的表演柔媚动人，直令观众销魂，人称“坑死人”。为了自立门户，扩大影响，江春花费重金征聘这些名角，“演出一戏，赠以千金”，就像《红楼梦》里说的，银子花得像流水似的。

  一出《牡丹亭》，耗银16万；一出《长生殿》，费银40万。

  徽州盐商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倡导着扬州的戏剧潮流，使得明清时期的扬州成为中国的戏曲中心。

  春台班与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等四大徽班一起赴京演出，谱写了中国戏曲史上最华彩的一章。

  徽班进京，标志着京剧的诞生，确立了京剧在中国戏曲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地位，这是徽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

  祁门余庆堂，株林村的一个戏台，一个雕刻精美绝伦的老戏台。

  站在上面，恍惚还能感受到当年人声喧哗、锣鼓喧天的场景。

  透过戏台的光影，细细品味着徽商的百态人生，彷佛看到了他们在商路上的创造、抗争与沉沦……

  徽商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舞台上的徽州，还有心中诸多的疑问。

  那些曾经活跃于这座戏台之上的，或扮演帝王将相，或扮演才子佳人，有着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戏剧扮演者；那些曾经闻名全国的徽州刻工，包括建造这座精美古戏台的工匠；那些曾经纵横四海，足迹遍天下的徽州商人……

  这一切都被历史的尘埃淹没了。

  历史甚至淹没了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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